散文的回归与创新(李思民)

　　近日，读了王维亚系列散文“古长安碑刻说三部曲”，令人眼睛一亮、精神一震。全书闪现出诸多璀璨夺目的亮点，毫无疑问，若无对书法碑刻有极深的造诣和相当的研究，是很难抒写出如此洋洋大观之作的。

　　何谓散文？说话就是散文。“手则握笔，口却登场。”怎么说就怎么写，这就是古代文章大家的经验之谈。王维亚的书法碑刻散文，跳出了“三段式”创 作樊篱，用自己多年对书法研习的“自得”之见，挥毫时的“自由”之笔，酷爱书法的“自然”之情，以及临摹创作中萌生的“自在”之趣，一一彰显在自己的散文 创作之中，这既是一种回归，又是一种创新。他终于还散文创作的自然、自由与自在真面目了。读王维亚的散文，好像听他聊天一样，一会儿秦岭南北，一会儿古城 西安，处处不离书法碑刻，句句浸透着他对书法的独钟之情，字里行间蕴含着浓重的书卷气，昭示着作者的学者风范。他抒写时一没作势，二没摆架子，完全以一个 平常人平等的态度和平静的心去诉说，面对如许珍贵的书法碑刻，他像在心里说自家的事，或像对自己说人家的事情一样亲切、平淡、自然。虽然看似说话拉家常， 其实内藏着作者的真功夫，正如日本学者厨川白村所说的那样，“装着随便涂鸦的模样，其实都是用心雕心的刻骨的苦心的文章”。

　　散文如水，贵在自由散漫。王维亚的这三部散文集正像涨潮的钱塘江一样，乍看无什么章法，但却真正突显了水的特性：滔滔汩汩，无间无隙，绵长贯 通；性上自然，随物赋形，自然贴切；顺势而泻，波澜起伏，委婉磅礴。散文姓“散”，贵在自由，散文的自由应像斗室闲聊一样，娓娓恳谈，徐徐道来，张嘴尽是 白话，但却白中露色、俗中见雅。王维亚看重口语，并在造句艺术上追求更高境界的不懈努力。“南来北往的风仍在/这山中的条条古道穿行”；“在紧要处前辈又 推了他一把”；“我想把一座小城/一座小城里的文化宝库/搬到你的面前”；“隶书渐行渐远中/唐楷已在微笑着招手了”……从这些看似不经意实则煞费苦心提 炼的标题中，可以看出作者深悟“话须通俗方传远”的道理，也颇具现代诗人的气质。这三部紧紧围绕书法碑刻的散文集，取材天地人间，宇宙人生，无所不包，散 得开阔；结构纵横捭阖，不拘一格，散得别致；笔法色彩斑斓，格调统一，散得有度。这一切无不显示了作者的自由之心、自由之意和自由之笔。这三部散文集就是 他钟情、苦恋、研习书法多年，从心底唱出的歌，从胸中写出的话。

　　纵观中国历史，作家的学者化可谓一以贯之。诸子百家中哪一位不是学者？唐宋散文八大家又有哪一位不是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鲁迅、朱自清等不也都 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吗？作家一旦学者化，他就会以寻求真理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把知识和真理作为惟一的权威体系，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和人生。一个学 者化的作家，会依靠知识和真理标准，仅用嘴巴和笔杆向社会开口，不会说些违心或者言不由衷的言论；会甘于寂寞清贫，一门心思做自己的学问，不会凑热闹、赶 潮流；会在自己的研究和创作中，始终与生活、历史及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紧张感和思想张力，不断将自己的问题和创作方法历史化、相对化。解读王维亚，似乎能 或明或暗地感觉到上述特质。在他的三部散文集中，看不到架空议论和抒情，看不到抽象的概念推演和宏大的理论预设，他常常是在综合把握史料的基础上，单刀直 入直逼对象的问题所在，且言简意赅，起到了“居要”和“警策”的作用。如《从石门到九成宫》中“一个人是不可能把美写尽的”一节结尾写道：“唉，一个人是 不可能把美写尽的。做艺术同人生的其他方面一样，要知不足，也要知足啊！”在《悟对西安碑林》中，作者讲的是西安碑林，开篇小标题是“我们从来都是应该认 为/她是无比珍贵的”，全文收官之笔，作者无限赞叹地写道：“纵观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书家们，无不是倾其全部的心智，倾其一生的努力来深深热爱着书法艺术 的。他们写尽百家，不断地调整自己，一丝不苟地审视自己的艺术态度，不停地展现着自己的艺术才华，他们追求着变化着，用笔墨写出一个时代的精神，也完成了 一个艺术上的大我。”这既是对西安碑林书法大家们的讴歌，又何尝不是作者的自况，或者说是作者为自己预设的终身奋斗的目标呢？

　　统观王维亚这三部散文集，无疑是作者多年研习秦地历史上碑刻和书法大师的成果展。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从众多碑刻和书法瑰宝进入历史的某种姿态或方式，也能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在解读这些碑刻书法时的某种思想穿透力，更能领略到作者所具备的带有某种学者色彩的人文情怀。

　　(《镌刻石头》《悟对西安碑林》《从石门到九成宫》，王维亚著，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