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颖而独到的都市小说研究(朱晶)

——评邱月《焦灼与反思：新都市小说的审美研究“1990年代”》

　　《焦灼与反思：新都市小说的审美研究(1990年代)》，是吉林大学青年学者邱月的博士学位论文，一部富有生气的当代文学探察与研究专著。它把1990年代的都市小说作为聚焦点，显示了作者学术卓识，因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处于中国当代文学一个转折期，具有重要的表征意义和研究价值。回想1990年代，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局，使中国社会实现一次历史性的转变：经济改革全面深化，全国城镇化脚步提速，社会结构历经转型阵痛。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深刻地影响到文化领域的分化与整合，形成了大众文化崛起，对峙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甚至越而冲压的局面。具体到文学上，人们突出的印象是：乱花迷眼，举步维艰。新写实小说、新市井小说、新改革小说、新历史小说以及“现实主义冲击波”，文坛凸现流派纷呈的态势，而市场化又很快将主流文学、精英文学逼挤到边缘与角落，热热闹闹的书市掩盖着作家的无奈和作品人物精神的迷茫。有的学者明确地把90年代划为“后新时期”，更多人则赞同直接在八九十年代中间划界：“八十年代文学是向五四新文学传统回归的时代，从九十年代起则将成为逐渐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产生距离的时代”。(谈蓓芳：《再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

　　邱月论著选题的价值正在于，避开了“新时期”与“后新时期”、“现代性”与“后现代”的流行话语，抓住19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期，集中对新都市小说做社会学与美学的考察，从而揭示了城镇化进程中都市意识的生成与异化，都市人的物欲膨胀与精神困惑。全书结构严谨，论析透彻，语言洗练，洋溢着一股青春的睿智与朝气。

　　论著提出了一些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其一，新都市小说的界定。

　　邱月观察的1990年代都市小说，不同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半殖民地上海的“摩登”小说，也不同于建国后新时期前的城市题材小说，应属边界清晰的新都市小说。

　　作者从“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筑就了以乡村文化为主的社会大环境”立论，指出：“在乡村文化语境下必然带来乡土文学的发达。”她认为，“乡村语境下的乡村小说叙事，……传达的是传统文化意识和审美价值观念。而90年代以来的都市小说，在都市文化语境下，创作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充满个体感知的民间叙事范式，呈现一种不受主流限制的个体时代的写作态度。”

　　为了突出新都市小说的特质，作者对建国以来各时期加以评述：“50年代至70年代，作家创作都以革命战争题材和农村题材为主，即使有些文学作品将写作背景放置于城市之中，但其内容也是以政治教化为重心的，基本谈不上对城市本身的关注和表现。”“80年代关于城市题材的小说创作逐渐增多，比如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许多作品都选择在城市背景下展开故事情节，但这些作品的关注焦点主要不是城市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面貌，而是集中在反映城市的思想道德建设等政治意识形态上。……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定：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转型之前，有关当代城市题材的小说其本质上并不是真正的都市小说。”

　　显然，邱月所强调的新都市小说，是指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生于都市长于都市的中青年作家”为“主力军”的，面对“诸种新现实”，描绘“新的职业、新的人群、新的活法、新的欲望、新的压力、新的危机、新的时尚、新的理念……”，“全力展示都市社会中市民的日常生活状态、精神心理风貌与审美价值取向”的小说。

　　其二，新都市小说的生成。

　　新都市小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文化衍生品之一。邱月在展现新都市小说产生的社会环境时，首先注意到“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体制共同缔造了物质繁荣的商业都市”，强调“商品交换、市场经济构成了都市生活的物质基础”，“商品成为整个都市的灵魂，商品理念成为整个都市意识的中心。”联系到国情，她补充说，“在中国当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物质的匮乏，人们的商品观念极其淡薄，直到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才触发商品理念出现并成为代表都市意识的核心。”

　　巡视都市的生存方式，她敏锐地捕捉住“消费”这一环节，把它看作是“当代都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认识到：“消费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也是社会行为和文化行为”，“在消费文化的营造下，都市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对象进入人们的精神世界。”这就勾勒出新都市从物质到精神的经济运行循环圈。

　　对都市的考察，除了经济的视角，邱月进而关注都市生活的主体——市民。“市民代替乡民，表达了社会主体身份的转变，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话语方式转变，这种转变在本质上构成对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拆解。”论者关于转型期崛起的“以市民为生活主体的都市市民社会”的认识是十分透辟的。她引述了某学者对市民社会“基本特征”的概括：“1、个人主义被肯定。2、对人权的肯定。3、市场关系扩散为整个社会的基础，社会普遍商品化。4、市民社会中的人基本上是自利的。”对照中国国情，我觉得这种概括似有缺失，但它毕竟道出了“市民社会”的一般特点，点及市民关系的特殊纽结。于是，也就不能不同意邱月的论断：“市民社会文化是一种高扬着个人主体性的文化”，“市民文化体现了市民社会对都市物质生活的理解与认同，意味着对个人意志的尊重与强调和对世俗精神的肯定与追逐，体现出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态度”。

　　由此，在新的都市文化语境下，涌现了20世纪90年代的新都市小说潮流。新都市——新市民文化——新都市小说，小说成为重述经验、打开世界的一种方式。作者将“都市小说的精神发现之旅”归结为四个“发现”：作为小说叙事背景的都市景观和都市意象；商品意识烛照下，都市小说话语方式的获得；在对市民与世事的观照中生成都市小说精神；都市小说作家的主体关怀。

　　其三，新都市小说审美价值的建构。

　　这是本书最重要也是论述最精彩的部分。在这里，显露了作者扎实的学识、细腻的艺术感受力和宏阔的美学宽容度。在大量研读都市小说文本的基础上，邱月着重剖析了以“新写实”为主的90年代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中青年作家，诸如池莉、方方、张欣、邱华栋、何顿、王朔、刘恒以及卫慧、棉棉等作品与人物，观照形形色色的都市生命、都市欲望，追寻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惑，探究都市小说的世俗审美范式。

　　论者发现，“年轻的都市小说书写者支撑起了一个消解的时代，一个拒绝深度的时代。”恰如池莉小说人物所“猛然领悟”的：“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是谁都无法回避的”，“新写实”文本的研究表明，都市小说“以一种还原生活本相的叙事态度，来揭示都市市民生活的原生态，……在追求原色生活的同时，开拓了都市小说民间叙事的空间”。王朔被称为“扛起反抗崇高、放逐意义大旗的先锋勇士”，何顿作品的知识精英，在强调实利的物质时代，也“决定放弃最初的理想精神与价值操守，告别崇高”。如果说卫慧、棉棉笔下的“都市新另类”是恣肆病态欲望的颓废的“恶之花”，那么邱华栋的“城市空心人系列”——“直销人”、“时装人”、“持证人”、“化学人”、“公关人”等“都市新人类”则为都市生存竞争中被物化、被异化的典型代表。

　　关于都市的文化观照，论著最后提出的都市情结与反都市情结“双生性”，颇具创见。前者呈示为都市渴望和都市梦想，后者沉淀于都市焦虑和都市反思。作者说得好：“作家关于都市的文化想象，一方面本源于人类所摆脱不了的感官物质享乐以及对世俗欲望追逐的都市情结，另一方面又本源于对都市的物化现象所持有的拒斥和批判态度以及人的精神上不甘沉沦的反都市情结。”这样，全书通过解读都市小说文本，客观地还原都市现实，从审美角度考察都市意识的形成与嬗变、展示作家想象中都市情结的正反“双生”，逐渐切入都市的灵魂，最终揭开都市的本质。

　　受邱月专著的启迪，我感到，在新都市小说的写作与研究中似乎还存在两个盲点：

　　一个是新时期以来“城市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述”。我见到一本“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1949-1976)”，书名即为《城市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述》。它把“十七年”和“文革”城市题材文学纳入研究的视野。这种关于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城市的主流文学想象，应当或者说业已在新时期乃至新世纪得以延续。然而，此类视角的写作和研究却十分稀缺。

　　另一个是“快速城镇化之痛”。据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研究报告(见《参考消息》2015年4月23日)，1980年，只有19%的中国人住在城市，到2020年，该数字可达60%。来自农村地区或其他地方的流动工人已经在中国城镇人口中占到一半左右，2010年，中国90%的建筑工人和80%的煤矿工人是流动人口。这些人“被排除在很多社会福利之外”，“也没有途径让他们就政府服务质量提供反馈”。另有材料披露，2014年排名前20%的中国高收入家庭年收入是排名后20%的低收入家庭年收入的18倍。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在80年代初不足200万，2014年已达2.69亿人，中国用30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近200年的城市化路程。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农民工的命运起伏，这种“快速城镇化之痛”，我们的文学给予了多少关注？

　　上述两个问题，不是邱月的课题范围。但中国当代文学难以回避。切盼有志青年作家、青年学子放开目光、鼓足勇气，予以认真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