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刘大白墓地保护(黄亚洲)

　　《文化交流》杂志的编辑要我回忆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刘大白杭州墓地的保护情况，于是一朵记忆之云就渐渐地飘入了脑海，越积越浓。

　　那朵云里，一位面目清秀的老太太首先清晰起来。这位老太太在一九九〇年八月上中旬的某一天，寻着了位于建德路九号大院内的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驻地，并且走上二楼，进了我所在的办公室。记得那天很热，但老太太愁容很浓。我请她坐，她不坐，一直坚持站在我的办公桌一侧，原来是有事相求。

　　她说她叫刘缘子，是刘大白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七八年前就与两个姐姐开始奔走求助于相关单位，希望为自己父亲的墓重建墓碑，加以修缮保护，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夕墓碑被砸碎，坟墓被平毁，现在连墓地都被一家单位圈进了围墙，几近湮没了。但七八年来，姐妹三个的这一请求一直无处落实，而不久前，杭州市又发了文件，要再一次大规模清理西湖景区内的非保护坟墓，偏偏刘大白墓这一次也是没有列入保护名单，那就意味着不知什么时候这个地底下的墓就会被彻底掘掉。

　　老太太说，现在两个姐姐都走了，她自己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如果我也死了，这个要求就没有人再提了，我们的子女们看来也不会有人再出面了，所以趁我现在还活着，我请求你们帮帮我，挽救我父亲的坟，不要被清理掉。”

　　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请求。我听着，当时就动了恻隐之心，因为我毕竟也是一个写诗的，有点明白刘大白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在新文化运动中，刘大白可是一位响当当的新诗闯将，许多诗作呼吁关注民间疾苦，别具一格。他一九二四年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新诗集，还是那位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浙江老乡陈望道为诗集写的序，一出版就很轰动。哪怕这位刘大白先生后来到南京当了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常务副部长，也是写诗不倦，照样有诗集陆续出版，当然还写其他东西，如文学评论之类，直至一九三二年逝于病榻。

　　年过半百不久，便驾鹤西去，想来真是可叹。自然，更可叹的是连坟墓都要在三十多年后以“革命”的名义平毁。时代真的是没有诗意。

　　老太太走了之后，我就寻思着赶紧安排时间去一趟法云弄，那是灵隐寺上方的一条小径，幽静得很，我以前走过那条路。但作协办公室的几位同志议论起来，就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这件事其实属于政府部门的管理范畴，我们没法管，作家协会是为当代会员提供服务的，那个刘大白虽说是中国文化人，但一九三二年就离世了，让我们今天来忙碌这个事算什么名堂？另一种意见认为刘大白毕竟是名诗人，那老太太也可怜，现在既然没有什么单位来挑头解决这件事，我们作家协会出面代劳一下也未尝不可，一旦坟墓真的掘了就晚了。我自然持后一种态度。省作协分管我们办公室工作的领导李秉宏也是这个态度。

　　我当时具体负责省作协的办公室工作，从嘉兴借调到杭州才八个来月，办公室的几位同志最终还是很配合我工作的。记得几天后，我就带上负责财务行政工作的李华明以及驾驶员，接上老太太，一起往灵隐寺方向出发了。小车顺山坡蜿蜒驶上法云弄，按刘老太太说的地址找，就找着了一家围墙围着的单位，一看牌子是杭州市城市雕塑研究室，进去后也没见有几个人。刘老太太指着园子后面的一处空旷之地，说有点像是这里。

　　我们四周察看一下，除了一堆石膏废料的堆放处，周遭找不出任何像是墓地的痕迹。于是我们走近那处石膏塑像制品的废料堆，但见都是断手、断脚、断头，各种形状的残缺件，堆成了一座小山。难道墓穴会是在这个地方？既然周遭没有其他痕迹，那就只能探索这一废料存放地了。记得我当时跪了下来，趴低身子，把手掌贴着地面，使劲往废品堆的缝隙里曲曲折折伸手进去。李华明担心我的手被压着，又担心废料堆会轰然崩塌伤着我，一个劲叫我小心。

　　只记得我的手慢慢伸长伸平之后，再往下慢慢抠，忽然就摸到有硬硬的平整的石板，于是大叫“摸到了摸到了”。凭我直觉，墓地无疑。

　　此时，老太太看方位也越看越像，说可能就是这里了。

　　后来《江南》杂志的编辑陈继光在记叙这一经过时，很有诗意地说：“黄亚洲终于用他写诗的手，在法云弄六号杭州市雕塑院内一片堆满废弃雕像的荒草丛中，摸到了这位六十年前的诗人的墓石。”

　　回到单位后，我便向单位的领导盛钟健、李秉宏汇报了这次探寻经过，建议以作家协会名义，赶紧向杭州市政府打一份报告，请求简易修缮刘大白墓地，以便让这座墓能在大力清理西湖景区墓地的背景下得以保护。单位的两位领导态度十分明确，说就这么办。后来我就起草了一份文件，题目好像是“关于简易修缮爱国诗人刘大白墓地的函”，编上号，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记得是当月下旬发给杭州市政府的，为保险起见，还多发了几份，分别抄送给市长与副市长，也抄送了市园林文物局、省文物局。

　　因为杭州市当时的副市长是著名的散文家俞剑明，我还直接跟他通了电话，请他关注此事，尽力帮助解决。

　　后来得知，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的态度还是很积极的，一个多月后就向市政府办公厅发出了“同意简单修缮墓地、清理杂草、重建墓碑”的公函，而市政府秘书长施锦祥在同一天就批示“同意”，并作出“墓碑高度不高于八十厘米”的具体批示。然后，这一决定就比较快地付诸了实施，市园文局的动作算是麻利的，次年四月完工。墓地修缮得简洁大方，周围场地也清理干净了，断手断脚断头都没了踪影，墓碑是横的，高度果然没有超过八十厘米，书“刘大白先生墓”，沙孟海题的字。我们后来都去看过，心里很是欣慰。在这一过程中，俞剑明副市长、省文物局的陈文锦副局长都表示了很大的关切，也去现场查看过。

　　当然，更高兴的是刘缘子老太太。一九九一年某一个春日的下午，我从外面办事回办公室时，忽然发现办公桌上有一大盒包装精美的巧克力，问是怎么回事，办公室同事说是那位刘老太太刚才来过了，千恩万谢的，为了表达她的心意，特意送一盒巧克力给我。

　　我那时思想境界不高，马上拆封，让大家在夕阳里开开心心品尝了。那个年代巧克力还是稀罕东西，平常吃不到的，尤其是高级巧克力。要是现在，肯定是要先向领导汇报，确定送礼的性质随之再采取规范的处理方式，否则就很有可能犯错误，在做人的道德形象上立马断手断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