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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为体 传统为用(谭桂林)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5月15日09:26 来源:中国作家网 谭桂林

  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基础

  通过这些年来研究的深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基础得到了清晰而充分的揭示。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关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早在新文 学运动初步取得成果后,就有了不同的看法,但“移植”论一直占有上风,外国文学的影响被视为新文学发生的主要催动力。20世纪30年代初,周作人在《新文 学的源流》一著中提出了新文学的源头应追溯到晚明的“性灵说”,在那个时代里,尽管周作人声望很高,他的这种看法也只能属于边缘性的独异看法。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未必同意周作人“晚明”说中的具体观点,但其思路却在不断地启示研究者从中国文化传统自身中去寻找新文学运动发生的催生力。如果说 当年陈平原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将新文学的起始上溯到1898年,重视的还是梁启超、严复等人的世界意识与现代眼光,那么,后来王德威的“没有 晚清何来五四”的文学史观则显然暗含着一种对民族想象自身逻辑的重视。其次从作家主体人格的构成看,第一代新文学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周作人、叶绍 钧、郑振铎等等,几乎无不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这种修养一方面直接显在地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中,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还是对传统文化的整理继 承,甚至包括对传统文化形式的直接的运用,都显示着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熟稔与理解。20世纪20年代的整理国故运动乃是新文学作家所发起并以新文学作家作为 中坚力量,即可见一斑。至于这些新文学作家在内在精神结构上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与皈依,学术界也早有议论,如日本的伊藤虎丸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极力赞赏鲁 迅以传统文化的固有血脉对西方精神进行的“抵抗性接受”,而林毓生认为“五四”一代新文学作家理性上反传统,情感上皈依传统,在思维方式上则是典型地传统 儒家的以思想文化问题的解决来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的路径,这一看法更是在国内学界达成了共识。新文学作家主体的文化传统质素,在近20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 中,可谓硕果累累。再次从现代新文学已有的作品来看,民族文化传统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在形式趣味,都建立起了深厚的根基。且不说20世纪30、40年代民 族形式问题的探讨促进了英雄传奇、章回体、旧体诗、民族戏曲等形式层面上的传统形式的复归,即使在思想意识、审美情感等深层次方面,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也在 不断加强,现代文学中历史题材创作的繁荣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如果说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写的《三个叛逆的女性》还只是借古人的骸骨吹嘘些新的生命进去, 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他的战国史剧、南明史剧,形成了20世纪40年代戏剧创作的巅峰,无论是在戏剧的规模上还是在对历史解读的宏大气魄上,无论是在 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型的历史人物的塑造上,还是对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如“仁”“义”“信”、“勇”等的阐释上,都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鲁迅20世纪20 年代写过半神话半历史的小说《补天》,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的小说创作《故事新编》则完全是取材于历史,尽管鲁迅说自己的初衷是要“刨祖坟”,但正 是在这些小说中,体现了鲁迅的民族观历史观的变化。

  现代文学史教育如何强化与传统文化关系

  今天,中国国家实力日益强盛,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当前国家实施的重大文化战略,在这样的情势下,大学的现代文学史教育如何强化与传统文化的 联系,不仅是国家层面上的战略问题,也是每一个从事大学文学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应该积极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此,拟就技术的层面,谈谈自己的体会。

  第一,打破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架构,拓宽现代文学范围,在一定的时间与数量上讲授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在体式上譬如旧体诗词,在类型上譬 如佛教文学等等。就像古代文学中十分重视王维、皎然、寒山等和尚居士的作品一样,在现代文学中讲讲八指头陀、苏曼殊、弘一、太虚、桂柏华、高鹤年、吕碧 城、大醒等佛教徒的创作,不仅为现代文学史的现有格局增添精彩的内容,涂上丰富的色彩,也能在内容与形式上接续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

  第二是强化作品解读中的儒道释的文化阐释。儒道释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三大支柱,自觉地在现代文学教育中强化这三种文化传统思想的弘扬,无疑是大学 文学教育与传统文化结合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在这方面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佛教文学与道教文学,这理所当然地应用佛道哲学来解读,另一种情况则是不少新 文学家深受佛道思想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在他们的创作中显现着这种传统文化的生命基因与思想质素。文学史教育如果能够把这些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有机化入现代 文学史的具体讲述中,岂能不极大地强化和凸显现代文学教育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的作用?至于儒家文化,由于它在封建时代中的一尊地位以及它与封建宗法礼教体 制的密切关系,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界饱受攻击。但在现代文学中,儒家文化中的一些优秀的文化基因依然被一些具有远见的新文学家们大力颂扬,如老舍的 《四世同堂》,写祁老人和他的儿子祁天佑这批老派市民的礼节、和气、克己让人,慈长爱幼,写钱默吟读书人的名士气、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文化品格、系狱后“威 武不能屈”的人格气节、出狱后继续为抗战做“小小工作”的国民定位;写“最讲理、知耻的”常二爷这一贫民家长不堪日兵搜身罚跪城墙下的侮辱悲愤抑郁地死 去,临死嘱咐儿子报仇的“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人格等等,这些都是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体现,解读这样的文本无疑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极好的时机。

  再次,是民族传统审美趣味的弘扬。正如鲁迅所言,他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读了几十部外国小说,而后来的话剧的引进、现代诗的发展、现代美文的滥 觞,甚至现代新格律诗的模板也几乎无不以西方文学形式为学习借鉴的对象。讲鲁迅的小说艺术,重的是白描,讲田汉等人的话剧,注重的是发掘中国传统戏曲的影 响因子,将现代美文的特色,也比较关注中国文学的言志传统,讲巴金和张爱玲、孙犂等小说家,不能离开《红楼梦》的影响,讲钱锺书的《围城》也不忘将其与 《儒林外史》进行比较。

  弥合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裂痕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历史已经百年。现在回头看这一百年来的历史,可以认识清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是 要建立适应现代民族生存的新文化,而不是要反传统文化,只是在建立新文化的途中,遭遇到旧文化势力的攻击,他们才反戈一击,到传统文化中去“捉鬼”。其 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宿将们几乎没有谁不是学贯古今的人物,几乎没有谁不是像林毓生所描绘的那样,在理智上反传统,在情感上依归传统。这不仅可以从他 们的创作中所呈现出的传统因素,从他们的人格中所呈现的传统修为,也可以从他们在整理国故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上看出。这百年来,一方面是经历了王国维所 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科技的发展不仅改变着物质世界,而且改变着人类的精神世界,世界观、伦理观等等都在发生重大乃至根本性的变化,像洋务派那样企 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传统来维系一个民族的文化根基已经不太可能,另一方面,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以及世纪末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中 国新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个新文化就是以民主、科学、平等、自由为核心价值观念的现代思想文化体系。在这个现代思想文化体系中,包括西 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先进文化观念,更包括近代中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寻求真理而得到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在吸取西方先进文化基础上完善发展起来 的。这个现代性的思想文化体系虽然还不够成熟,其基础还不够坚实牢固,但是它是现代社会生活在现代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是现代人面对现代物质生存与社会生活 的主体的精神应对,在理论形态上的完整性与体系性也喻示着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传统。

  在文学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文化的传统有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分。大传统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由于语言、环境、思想资源等方面的共同性所形成的 并且已经被民族文化所世代承袭的一些精神表征,小传统则是在某一个历史时段中由于时代主题与文化资源方面的特殊性而形成的并且有可能融入大传统的一些精神 表征。相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而言,中国现代新文化传统就是这种小传统。中国现代新文化传统归纳为人道主义、激进主义和大众化三个方面,从意识本质上来 看,这三个方面均对中国文化大传统有所拓展。中国儒家传统只有天道与王道,天地君亲师是儒家文化的基本信仰,而个人的价值在这一等级格局中是微不足道的。 在中国古代文化变革中,由于缺乏外来思想的背景,文化变革是在内部结构与体制中的变革,变革者往往揭橥于传统中的主流因素来作为变革的动力,变革者没有主 体精神的彷徨,所以也就没有激进与保守之分。而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历来就是精英化,雅致化,文化创造也从来就是掌握在少数社会精英阶层的手中,大众化只是 近代科技与文化工业发展的产物。这三种小传统可以说就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发展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贡献。作为现代文学史课程,承载起大学教育对优秀传统文化 的弘扬,首先就应该对这些现代文化传统进行分析鉴别,取精用宏,将这些文化传统的优秀部分融入到当下的社会文化建设中去。其二,“现代为体,传统为用”的 核心理念就是大学教育一定要以现代性思想文化体系为根本,为基础,选择性地吸纳和创造性的转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使这些优秀成分超越时代的局限而 成为当代精神文明的重要的构建元素。

  这一理念可从三个方面来实施:

  一是一切应以现代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为考量标准,适应现代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文化传统因素就是优秀的,就应该予以继承与弘扬,不适应甚至背离现代 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就是不优秀的,甚至是糟粕,就应该予以批判。早在五四时期,《新青年》发起打倒孔家店的运动时,他们倒孔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就是儒家 礼教与现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是背离的,儒家礼教的根基是封建宗法家族体制,而民国以后中国已经进入民主共和时代,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科学精神与 民主思想的确立,现代社会组织的个体化与技术化趋势,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与思想生态。所以,虽然是文化传统,虽然这一传统中的每一种思想话 语都有了平等的发展权利,但传统中的每一种思想话语都必须接受现代科学精神的检测,都应该符合现代交流方式的原则,都应该遵循现代知识谱系的规范,更应该 有益于现代人的生存与发展。譬如“五四”新文学提倡婚姻自主,恋爱自由,这是针对封建礼教的节烈观而来的。今天,如果还有人祭出“节烈”的旗帜来批评当代 社会的“第三者”和越来越高的离婚率,那就只能是留下时代的笑柄了。要我们保存国粹,首先要国粹能保存我们。屠杀了现在,也就是屠杀了未来,这在“五四” 时期就是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共识,到今天,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我们仍然要坚守“五四”新文化这一基本立场。

  二是在现代观念意识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传统文化,譬如儒家文化的孝悌观,这也是“五四”时代新文学猛烈批判的对象,“五四”新文学批判孝悌观的思 想武器主要是进化论,批判的主要内容除了祖宗本位,老者本位,还有盲目的服从意识。那种孝悌观是建立在封建礼教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上的,今天,这种封建礼教 的等级制度已经不再存在,平等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对孝悌的认识和阐释则可以与公民责任、家庭伦理等新兴的现代社会理论结合起来,使传统的孝悌观重新获得 它的生命力,而像《背影》《家》《财主底儿女们》《憩园》等一系列家族题材小说,也能获得新的阐析角度。

  三是历史地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这是现代中国文学史教育的特点,也是它必须承担的一个历史的责任。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批判几乎是毁灭性的,整体性的,《狂人日记》中说“仁义道德”“吃人”,就决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一句狂人的呓语,这是鲁 迅对于中国封建宗法礼教制度的一个深刻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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