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诗歌，如何站在生活面前

　　在一个阅读碎片化的时代，已很难有文学作为全民文化事件被热议与评骘，但诗歌却是例外。从余秀华崛起，到汪国真去世，引爆人们眼球，饱受各种争议，不断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恰恰是诗歌和诗人。

　　在此背景下，诗人，或者说诗歌，如何更好地站在生活的面前？

　　对谈嘉宾：霍俊明 诗人、诗评家、文学博士

　　          周明全 青年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没有远方的时代正在来临，催生了诗歌的“乡愁化”写作趋向

　　周明全：前些年，诗歌界有过中国现代汉语诗歌是否已经具备独立品性的讨论，郑敏老先生的发言似乎余力还在。你数十年来一直在关注诗歌创作且自己也写诗，想请你谈谈，在西方现代诗歌的强大背景下，20世纪中国现代汉语诗歌是否已经具备独立品性？依你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整体瞻望，你对新世纪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态势，持怎样的判断？

　　霍俊明：的确，整个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曾走很多弯路，一次次偏离了本体自身，也确实曾一度站在西方诗歌资源的巨大阴影之下，其中喜忧参半。但如今，新诗的独立品性越来越多了。

　　2000年以来，诗歌写作和诗歌生态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似乎更为自由、开放和“个人”。但十几年来的诗歌写作一定程度上带有显豁的以消费和娱乐为主导的精神倾向。而诗歌无论如何发展，我持有的一个最终的态度或者尺度来说就是“诗”与“真”的关系。在我看来“诗”与“真”并不是矛盾关系，而是相互激发、平衡、吸引和彼此发现。这种“真”既应该是“诗性的”又应该是“历史性”的，是“美学”和“见证”的互补。新诗之“真”不仅与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生命体验有关，而且也与语言修辞能力带来的深度“可信感”有关。

　　周明全：汉语新诗曾一度是在西方诗歌资源的巨大阴影之下存在的，在这个前提下来理解新诗的独立品性，才能拨开迷雾，看清问题本质。近些年来，诗歌地理学的概念开始普及，你对诗歌的发展，也有一个诗歌场域“广场-咖啡馆-地方”的时代性转换认知。那么，对“地方性”诗歌，你有怎样的认识和期待？当下诗歌中极其复杂的“乡愁”主题，你怎么看待？

　　霍俊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时代通过一个个密集而又高速的航线、高铁、城铁、动车、高速公路正在消解“地方”的差异性，使得“没有远方”的时代正在来临。当年著名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去的人死在亲人怀里，现在的人死在高速公路上。这正在成为世界性的事实。为什么1980年代一再被追认为是诗歌的黄金年代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那是一个有“远方”的年代。而当下，无差异的地方性空间使得真正意义上的“远方”已经不复存在。新时代的“新景观”与乡土文明的“旧情怀”之间形成了紧张的关系和错位的心理。众多的写作者正是在这种新旧关系中尴尬而痛苦地煎熬和挣扎。这种尴尬关系、混搭身份和错位心理催生出来的正是一种“乡愁化”的写作趋向。

　　以“草根诗人”现象为代表，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提升

　　周明全：李敬泽评价你的《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这注定是困难的思想之旅：澄清诗歌，同时照亮现实。”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首先打动我的还不是你梳理出的新世纪诗歌的诸般命题，而是作为一个职业的诗歌热爱者和审察者对诗歌的深重情怀。你怎么看待今天的诗歌创作与时代现实的关系？

　　霍俊明：在被指认为文学和精神碎片化的年代，一个问题必须被提出来——也就是在热闹纷杂的诗歌现场，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如何能够最大程度上对自我、公众和社会发声呢？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以及新媒体的发展，对写作和评论的“现实性”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写作的现实性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深入探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对于深入研究和解决当下诗歌写作中出现的种种切实问题，进一步引导现代新诗的健康发展，引领诗歌写作的先声，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价值和诗学建设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草根诗人”现象为代表，诗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这大体印证了米沃什的“见证诗学”。他们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对话，有痛感、真实、具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之诗”。当然，这种日常现实写作的热情也伴随着局限。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中现实的难度，诗歌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提升能力受到挑战。

　　新诗没有权威“立法者”，加深了普通读者对诗歌和评论标准的疑问

　　周明全：在诗歌界，我常常听到诗人抱怨批评家不读诗，不懂诗，批评家抱怨诗人不懂思想和理论，诗人和诗歌批评家齐声抱怨文学大势已去，诗歌成圈内游戏，但又有人引用古今中外证据，证明精英化的诗歌都是曲高和寡。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霍俊明：可以肯定，有一部分批评家是不读诗的，有一部分诗歌批评家是不懂诗歌的。这其中批评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他们一个个更像是站在舞台上的魔术师，手里拿着那顶黑色礼帽。他们用各种眼花缭乱又看似高深莫测的专业伎俩不断掏出花样翻新的东西。但最终，那顶帽子里却空无一物。而不变的仍是大众对诗歌的不解和疑问——有好诗吗？有好诗人吗？为什么诗歌读不懂？大众喜欢的诗你们专业诗人为什么总是不屑一顾满眼鄙夷？

　　当大众和业内人士如此热议诗歌这种“边缘文体”时，尤其需要审慎分析，不要急于肯定或否定。面对缺乏“共识”的激辩，面对公信力和评判标准缺失的新诗，亟需建立诗歌和诗人的尊严。这既是美学的问题又是历史的问题。在一个阅读碎片化的时代，已很难有文学作为整体性的全民文化事件被狂欢化地热议与评骘，但诗歌却是例外。引爆人们眼球，饱受各种争议，不断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恰恰是诗歌和诗人。无论诗歌被业内指认为多么繁荣和具有重要性，总会有人对诗歌予以批评、取笑和无端指责、攻讦。

　　眼下，在关注新近诗歌写作与现实关系的同时，诗歌理论和批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新诗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如何能够取得公信力和大众共识度的问题。诗人似乎更喜欢自说自话，一直是朋友间的趣味。所以会有很多人站出来理直气壮地说“诗歌就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诗歌就是精英的事业，这也没错。诗歌有文体自身的特殊性，这是事实。诗歌不被一部分人理解和接受也纯属正常。但是，如果把诗歌的晦涩、怪癖、非介入性和一些缺点都拿“精英”来作为盾牌也显得非常恶心。

　　中国新诗一直没有权威的“立法者”出现。即使从美学上谈论同一首诗，也往往歧义纷生，这又进一步加深了普通读者对诗歌和评论标准的疑问。甚至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大众对诗歌的解读又形成了集体性的道德判断。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诗歌”与“大众”之间的平行或天然的疏离关系，诗人不在“理想国”之内。但是一旦诗歌和“大众”发生关联往往就是作为诗歌噱头、娱乐事件、新闻爆点。这又进一步使得诗歌在公众那里缺乏公信力。对于中国文学场域来说，很多时候诗歌是被置放于社会公德和民众伦理评判的天平上。而公共生活、个人生活以及写作的精神生活给我们提供的就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诗人如何站在生活的面前？

　　周明全：也许，当下诗歌界的现象，正是你所说的“中国新诗一直没有权威的‘立法者’出现”所致。那么，就让我们期待这个“立法者”早日出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