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的“近忧”与“远虑”——读葛剑雄《近忧远虑》随感(刘英团)

《近忧远虑》葛剑雄著 华夏出版社 天地出版社出版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语出《论语·卫灵公》，意指除了警示要对眼前事物深思熟虑、深度思考外，还应筹划未来。如果不能“深谋远虑”或“未雨绸缪”，必然是“辙乱旗靡”或“祸国殃民”。无数历史事实证实，这绝非危言耸听。由华夏出版社和天地出版社联袂推出的《近忧远虑》一书，共收录了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先生的近百篇评论随笔，内容涉及历史人文、地理风俗、时事热点、经济民生、城市建设、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可谓事无巨细，对于相关的人和事，先生皆有新颖的、独到的思考和见解，先生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作为知名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在字里行间中熠熠生辉。

　　一名知识分子必须具有批评精神。“所谓批评精神，就是对一切事物应当尽可能作出是非、善恶、真假、美丑、轻重、先后等判断，明辨是非，激清扬浊。”葛剑雄先生在谈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时指出：“知识分子的主要使命不在于美化、宣扬或维护现有的真理、秩序、规则和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发现其中的缺陷、谬误和不足，并予以揭露和批评……”，“这不是让谁难堪，也不是存心要跟什么过不去，而是对人民负责，对良知负责。”作为连任数年的政协常委，葛剑雄先生在每年的“两会”上，都以敢说真话、勤于提案而著称。从《近忧远虑》一书中，我们读懂一个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

　　美国学者E·希尔斯说过，知识分子是“对神圣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他们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和导引他们的社会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读葛剑雄的文章，能时刻感受到他文字里饱满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他的文章很接地气，上至国家大政方针、人大政协的动向，小到旅游景点的门票、柴米油盐的价格，只要和国计民生有关，就是他关注和议论的对象。如，他在指陈“城市体制对旧城的破坏”时指出，“……城市景观的迅速变化、历史遗迹和风貌的急剧消失、原有城市的大规模破坏，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无不与制度性的缺陷有关。”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责任感的驱使，让他在批驳某些不良现象和风气时，仿佛怒发冲冠，仿佛要拍案而起，尤其是他敢于说人家不敢说的话。一如法国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所言，知识分子不是根据教育程度来定义的，而是根据“对民众的影响”。尽管我们讳言贫民窟的存在，尽管一次次的清理和拆除，尽管一次次的驱除和严防，但“消灭不了贫民窟”，既然如此，就“必须坦然面对贫民窟，首先改善那里的条件，让那些居民也能享受基本的生存权利和社会保障”。先生认为，要“善待外来的城市建设者”。当然，“一座城市、一个行政区对外来移民可以设置门槛，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城市的承载能力调整门槛的高低，但前提是要打开大门，公开门槛……”

　　“你的失语，就意味着人民的沉默。”用先生的话来说，“我有看法就一定要说，讲对了有利于社会进步，讲错了还有大家指正嘛。”《近忧远虑》是新华文轩“光明鸟·主见文丛”第二辑的扛鼎之作，收录的是先生写作的原文，而不是在媒体上发表过的版本。先生说，之所以强调是原文，因为媒体出于种种原因，即使能“一字不改”，难免也要略作删节，或者换一个更能“吸引眼球”的题目，或者刻意使题目不那么引人注目。尽管某些文章已经不“时”或过“时”了，但先生对当前国家大政方针、社情民生等现状的观察和见解，永不过时，甚至是“入木三分”。例如，他批评政府打击和取缔“黑车”、“拼车”是惰政，“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他认为，把私家车载客所收取得适当性报酬看成营业性收入，非要课以税收，或列为“黑车”是“竭泽而渔……”，“说到底，还是是否真正执政为民的问题。”

　　一个健全的社会之所以能够得到稳定和进步，正是得益于怀疑和批评。对一项政策、法令、制度、措施，一项工程、规划、方案也是如此。允许并接受批评，能帮助决策者更全面、更深入地考虑不利因素，从而进一步加以修改或完善。当然，这种批评不是不计后果的为批评而批评，而是一种建设性的批评，建设性是真正的批评的应有内涵。一如葛剑雄先生在《近忧远虑》的“自序”中所言，“我不敢说自己的言论有多正确，产生过多大的影响，但……在对各类社会现象发表意见时，(总)尽可能地保持冷静，既不要感情用事，也不能始终或完全站在某一具体的立场”。在“对具体现象的分析和评判时，我总希望能就事论事，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