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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记的民族之痛(张笑天)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5月14日10:15 来源:吉林日报 张笑天

  历史小说,当然不是历史,但必须具备历史的真实性,这是基本品格。重大历史事件、年代、重要人物,都不可以虚构,更何况戏说?允许艺术加工的只能是为烘托历史而设计的小人物或某些细节,以没有硬伤、不伤筋动骨为原则,否则你就不必去写历史小说了。任何颠覆历史、矮化历史、戏说历史的作品,都是不可取的。我讨厌那种抗日“神剧”,打着民族正义旗号却把严肃题材娱乐化、漫画化、儿戏化的粗陋之作,不过是垃圾,是应当被唾弃的。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国家阴谋》后,正在策划下一部《民族记忆》。后一部已先在《作家》杂志上刊载。《国家阴谋》是以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为目标的国家阴谋为背景,写到悍然发动9·18事变,侵占东三省全境。《民族记忆》是以1938年武汉保卫战为背景,风格依然因袭第一卷。原来设想,各部彼此关联,但人物不一定贯穿,北大出版社给我定义为“抗日战争系列书”,这倒很贴切、很到位。

  好多记者问我,为什么选择这么沉重的题材?

  沉重本身就体现价值。总比轻飘飘的诱人玩物丧志的东西有价值吧?我写过很多历史小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其中涉及现代史的也为数不少。而涉猎抗日题材的作品,占有相当的比重。有人说我是自讨苦吃,现实生活的素材俯拾皆是,信手拈来,何必钻进故纸堆去挖掘尘封的往事?

  确实,写历史题材作品,相对来讲是啃硬骨头,是费时费力的活儿。你需要徜徉于浩瀚的史料海洋,去伪存真,撷取所需。最大量的劳动是花在阅读中外历史文献,包括搜寻史料并从中外不断解密的文史档案中更新,拂去尘埃,直取本真,这是要耗费巨大精力的,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往往超过书写本身,这是很考验作家的才智、毅力的。

  我决心写抗日题材作品心愿由来已久,朋友们说我有“抗日战争情结”,也许是的。也有人说,这可能缘于我是学历史的,这我倒并不认同,这与所学专业无关。

  我深深地感到,近百年来贫穷、落后、积弱的中国,屡受列强欺凌,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十四年侵华史,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永远无法磨灭的血色的记忆。这是中华民族心灵深处之痛。

  我生活在东北,这里是日本侵华的第一块沦陷地,在殖民统治的年代,这里的百姓遭受的苦难,无论从时间和烈度都是最惨烈的。有个叫甘粕正彦的人,伪满洲国第一位警务厅长,他参与过诱迫废帝溥仪潜来东北充当日本人的傀儡皇帝,他参与设计柳条沟事件、进攻北大营的阴谋,后来以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理事长面目出现,仍然控制着关东军军警宪特,是戴着艺术家面具的刽子手。我在《沉沦与觉醒》中,对他有充分展示。甘粕正彦有一句名言:“欲亡其民族,必先亡其史”。相比明火执仗杀人放火的强盗,这是更阴毒的麻醉剂。那时日本人在东北的学校里首先践行这个理论,汉语课的名称叫“满语”,而日语课反成了正宗的“国语”。

  人民是不会屈服的。东北人民坚持了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陈翰章等诸多的民族英雄,在那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鼓舞多少中华儿女奋起抗日,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与日寇拼杀,《五月的鲜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让亡国者在黑暗中反复歌唱,前赴后继地浴血苦斗,东北人民付出得太多了!而过去,我们一向提“八年抗战”,似乎从9·18到芦沟桥事变之间的六年,不算抗日,风起云涌的东北人民抗日被漠视了。在我的电影《白山黑水》拍竣后,我和导演张夷非执意在片头标上:献给浴血抗战十四年的东北抗日英烈们。这在当时是个标新立异的提法,曾被要求把字幕撤下来,因为与传统的宣传口径不一致。经我坚持,后来得到老抗联战士韩光的力挺,才保留了字幕。好在,不久从上到下,对抗战年限已做了修正。

  远在大学读书时,我就曾对东北抗联斗争史做过调查,我的心经久地被热血儿女们激荡着、燃烧着,不把这一切写出来,总有骨鲠在喉之感,非一吐为快不可。从那以后,我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三卷本《国魂》(又名《抗日战争》)、《沉沦与觉醒》(又名《中日大谍战》)、《国家阴谋》、《民族记忆》,中篇小说《落霞》,电影《白山黑水》(上下集)、电视剧《杨靖宇》、《背后是水》、《陈翰章》、《关东女侠》等。

  当年我和日本作家朋友还曾就中日交恶这段历史进行过讨论,甚至有中日作家合作写书的动议。当然,我是写小说的,并不担承政治说教和外交使命。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和李前宽、肖桂云访问日本时,见到了日本著名导演、编剧新藤兼人、马场当、田坂启、国弘威雄等老朋友,这几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与中国电影剧作家频繁往来,在中日双方举办过多次“中日电影剧作家研讨会”,彼此很熟。当他们得知我有意把中日那场战争搞一个全景式巨作时,大家都很兴奋,新藤兼人甚至提议,由他和我共同完成剧本,他和李前宽夫妇联袂执导。新藤兼人把片名都起好了,《战争和人》。当时我并没有怀疑其可行性。这几位日本朋友当然不是右翼,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那场奴役亚洲邻国的可耻战争,都有清醒的认识,不难沟通,我平时开玩笑,甚至可以叫他们为“日本鬼子”,他们只是笑,毫不介意。

  但最终这个跨国合作计划还是流产了,原因多种多样,合作模式、资金来源、对那场战争的定位……但我终觉得,尽管大的问题没有分歧,但潜意识里流淌的某些东西是可以感应得到却又无法言传的,那是一道无形的障碍。于是这次尝试胎死腹中,写抗日题材作品,还得自己来,我有与同胞的正义不贰的立场和认同。

  有人问我,当前中日关系陷于僵局的最严峻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国家阴谋》和《民族记忆》,会否是应时之作?或担心过于敏感,甚至引发争议。

  我不回避现实,更正视历史。我选取中华民族的十四年国殇的角度创作,并非今日始。而如今,当日本右翼势力挑战二战反法西斯胜利成果,挑战中华民族底线之时,我的笔也更应该成为投枪。“而今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这岂是时髦和跟风!

  我讨厌那种抗日“神剧”,打着民族正义旗号却把严肃题材娱乐化、妖魔化、漫画化、儿戏化的粗陋之作,不过是垃圾,是应当被唾弃的。

  我在这两部长篇小说中,写实主义为主,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高层。甚至很少艺术虚构,对当年日本军部、少壮派军人乃至天皇的描写,都是于史有据的、有案可稽的,1931年9·18事变,不是偶然的擦枪走火,日本天皇早就把中国看成是日本的“生命线”、“利益线”,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所谓“大陆政策”。通过1894年的甲午战争,日本吞并了朝鲜,霸占了台湾,次年逼迫清政府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人并未就此止步,从日本法西斯势力抛出的“田中奏折”可以看出,全面吞并中国,就是日本的“既定国策”。

  人们会从我的小说里摸清脉络,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如何把日本推向罪恶战争的过程,看出阴谋的轨迹,而这轨迹恰恰属于“国家阴谋”,这是无法否定的。日本当局右翼分子否定侵略历史、否定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连慰安妇、南京大屠杀都否定了,他们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是公然挑战二战后的秩序,对比一下战后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纳粹集中营遗址下跪认罪的态度,对日本右翼势力,就该揭露、声讨,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一个有良心的作家,就应当用艺术手法来重现历史。

  历史小说,当然不是历史,但必须具备历史的真实性,这是基本品格。重大历史事件、年代、重要人物,都不可以虚构,更何况戏说?允许艺术加工的只能是为烘托历史而设计的小人物或某些细节,以没有硬伤、不伤筋动骨为原则,否则你就不必去写历史小说了。任何颠覆历史、矮化历史、戏说历史的作品,都是不可取的。

  《国家阴谋》和《民族记忆》这两部书,大的历史事件是经得起推敲的。《国家阴谋》出版后,有人在《作品与争鸣》上刊文,称我写的皇姑屯事件有违历史真实,他说是俄国人所为,这颇荒唐,作为实施爆炸的日本战犯河本大作,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都已自供,而且在东京战犯法庭上,皇姑屯事件已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第一条罪状确认,而这位仁兄所说的根据,不过是苏联小说家在小说里的臆想而已。

  前几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沉沦与觉醒》,也是抗日题材作品,而且背景正是曾沦为伪满洲国“帝都新京”的长春,有人说它是谍战系列,我倒没有赶“谍战的风头”,何况彼时还没出现谍战剧风潮。但小说里确有地下抗日组织的活动,外围也写了抗联斗争。这部小说也曾有过广泛的影响。由盛大文学组织,在“起点中文网”上,曾举办过一次“三十省市作协主席长篇小说擂台赛”,每人上传一部长篇新作,网民投票得分占30%,专家评委给分占七成,我有幸获得过一等奖,但《沉沦与觉醒》不是网络小说。我没有写过网络小说,那需要一天更新一万字且要能应变的本事。我曾误以为,现在的网民不会热衷于我这种“主流”作家的“传统”作品,始料不及的是,它受到了广大网民的巨量点击和热情追捧,这让我十分感动,可见,爱国的情怀是没有代沟的。

  有人担心,如今文学逐渐被边缘化,我觉得正常。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呈现出超常的火爆与繁荣,一篇小说会使一个作家一夜成名,有一个南方城市,一千个青年的问卷调查中,有80%人的志向是当作家。今天的首选,恐怕是当歌星、影视明星了。

  想从事文学创作,就得甘于寂寞,不为花红柳绿、声色犬马所诱惑,当然也有人把影视剧的创作产业化、商业化、作坊化,完全可以关起门来“侃”出戏来,我不敢苟同,也学不来,走自己的路吧,摔了跤也知道怎么回事。

  我从事文学,包括酷爱历史题材创作,从爱好者到认同并一生相许,这不仅是兴趣,而是一种追求,一种自我完善。

  有一次与文学青年对话时,有人向我递条子,提了个极具挑战性和侮辱性的问题:“请问你写作是不是为了赚钱?”我心里虽然反感,还是礼貌地据实回答:我如果说我是为了赚钱,你一定满意了吧?但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从事创作的年代,是取消了稿费的,写作还要赔钱,而且经常挨批判、写检讨,甚至有坐牢风险,你说我为了什么!

  听了我这话,全场奇静后终于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觉得,当前图书市场化的结果是我逐渐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似乎我已然落伍。

  但我不悔。我的作品与我自己往往融会到一起,成了我生存的状态。我不追逐时尚,不跟风潮,不刻意取悦于读者,坚守在我的一亩三分地上耕耘,你热爱它,就不在乎是否被边缘化。

  当你意识到,我们需要用精神力量来锻造中华民族精神品格时,你就不会忘却民族记忆深处的累累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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