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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苏文学是现当代中国作家的“导师和朋友”(刘金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5月13日15:28 来源:中国艺术报 刘金祥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静静的顿河》  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静静的顿河》  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静静的顿河》 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

  俄苏文学于当下国人而言也许已不再是激越亢奋的话题,其风采与魅力似乎存留在人们记忆深处,特别是随着其理想主义色彩的渐趋黯淡,好像逐步被边缘化被庸俗化。但是,回眸和展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成长历程与发展愿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俄苏作家作品的浸润与濡染这一客观事实。

  作为一种人类的精神文化形态,文学始终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之中。俄苏文化之所以能够长久广泛深刻地影响20世纪中国文化人,与俄苏文学中强烈的道德感、鲜明的理想主义精神紧密相连,也与俄苏文学中博大而恢弘的气质、感伤而抒情的风格密不可分。英国著名作家伍尔芙曾经说过:“在19世纪欧洲文学中,俄国文学可能是最伟大的。20世纪自1917年革命以来,俄国文学仍然是光辉灿烂的文化之一,因为俄国作家不仅满足了美学经验,也满足了思想需要,其大多数作家都充当了教育者和鼓舞者的角色。 ”在19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俄罗斯文学和养育它的民族一样,走过了一条充满着探索与困惑、希望与失望、激奋与悲凉的道路。文学创造者们忧国忧民、感时伤世,以赤诚和血泪,艺术地摹写了本民族蹒跚前行的苦难历程,表现了俄罗斯民族的追求、痛苦、憧憬和幻灭。由于历史、政治和地缘等因素使然,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汇入世界文学主潮时,首先与俄罗斯文学劈面相迎。 “五四”一代作家大都接受了俄罗斯文学的洗礼,对俄罗斯文学认同和钦敬。例如,鲁迅注重从俄罗斯“为人生”的文学价值中汲取创作养分,果戈理的“含泪的笑” 、契诃夫的悲悯情怀、安特莱夫的孤寂与冷峻,都浸润在鲁迅作品中。周作人尽管欣赏英国心理学家蔼理士的观点,但还是认为“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 ,因此,强调俄国的“主张人生的艺术”更为适合中国文学家,“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 。郁达夫说过: “世界各国的小说,影响在中国最大的,是俄国的小说” ,他对屠格涅夫笔下“多余的人”的形象赞叹不已,也服膺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态心理分析。巴金从俄国十二月党人和民粹派身上找到了真诚果敢的力量,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获得了深沉而热烈、悲悯而感伤的博大情怀。茅盾多次谈及托尔斯泰作品使自己深受教益;艾芜的《南行记》中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高尔基的《草原上》的痕迹;艾青崇拜叶赛宁的抒情才华,也被马雅可夫斯基的豪迈激昂所折服;夏衍、曹禺的戏剧在表现形式上与契诃夫的作品惊人的一致。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现当代中国作家的创作始终未能达到俄罗斯作家阔大而深邃的境界,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中国现代作家灵魂的净化,可谓至深至切。

  20世纪中期以降,俄苏文学对我国文学界的影响持续发酵。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苏联也打响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那些再现苏联人民勇毅坚韧战斗精神的文学作品,如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 、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 、格罗斯曼的《人民不死》 、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和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等,经翻译出版后,有力地激励着战场上的中国军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军火” ,同时,这些作品也拉近了俄苏文学与中国社会的心理距离,被称之为“我们的导师和朋友” 。我们知道,延安文学是深受俄苏文学影响的一支文学力量,其更加看重俄苏文学中的革命因子,更加注重对俄苏小说文本的刻意模仿,具体到创作形态上,出现了战争小说和农村小说的模式化倾向。如延安时期甚至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战争小说,与苏联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战争小说一样,两者都很少从人性视角触及战争的残酷本性,相反多以浪漫笔调吟咏战争的“英勇悲壮”与“神圣伟大” 。在情节模式上,当时较为有名的《保卫延安》《红日》 ,与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 《白桦》等小说中的“暂时失利——总结经验——最终获胜”情节结构并无二致。农村题材小说中比较有代表性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 ,在题材选择、人物设置、情节推进以及结局处理等方面都能看到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影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段热烈非凡的“蜜月”时期,苏联描写革命斗争的作品与亟待发展变革的中国社会再次相遇,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阿·托尔斯泰、西蒙诺夫等一大批苏联杰出作家成为国人心中的偶像,他们的作品成为人人争阅的读物,尤其是保尔·柯察金的那段“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的独白被几代中国青年所宗奉和励志。革命历史小说作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取向,涌现了《林海雪原》 《铁道游击队》 《烈火金钢》 《敌后武工队》等小说作品。这些小说作品大都以农民的思维、语言、心理特征去描摹战争生活,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民族精神是创作的最终旨归,但这些作品缺少深透的心理分析和细腻的形象描写,遁入“新英雄传奇”的窠臼。在诗歌创作方面,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为中国诗人所竞相效仿,其中郭小川的《投入火热的斗争》 、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作品,参鉴“阶梯诗”形式,在手法上以直白的宣传语言代替诗歌惯用的象征、隐喻。可以说,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实践,一直在政治与艺术的两难处境中游走,在坚持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对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留夫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吸收为现实政治所阻隔所制约。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我国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 1964年以后,所有俄苏文学作品均从中国公开出版物中消失。尽管此后俄苏文学被官方视为“修正主义文学” ,但仍有不少青年私下传阅“禁书” ——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 《解冻》 、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叶夫图申科的《 “娘子谷”及其他》 ,到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 、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 、沙亚米金的《多雪的冬天》 、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 》、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 ……。在“文革”期间的“地下读书”活动中,俄苏文学作品较之西方现代派作品显然更受中国青年的喜爱,可以说, “地下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先声和序曲,而“地下诗歌”又是“地下文学”的主干。 “白洋淀诗群”作为“文革”期间一个以北京为“根”的“地下诗歌”团体,是“文革”结束后较早开始探索现代诗的重要诗歌群落,“白洋淀诗群”的很多诗人几乎都受过俄苏诗歌的熏陶,后来成为“朦胧诗重镇”的北岛,其早期诗歌葆有浓重的俄罗斯情调。中国学者在评价朦胧诗时,大都将目标锁定在诗人们对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而忽视了朦胧诗与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逻辑链接,尤其是它们与俄罗斯诗歌之间的天然联系。事实上,朦胧诗的写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吮吸着俄罗斯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诗歌的乳汁发育成长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的繁秀,还是新时期文学发轫肇始,俄苏文学无疑扮演着母体和温床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当代西方文学更广泛更密集的引入,中国作家对俄苏文学的兴致和热情才有所消退。

  历史的变化常常具有喜剧般的荒诞性和滑稽感。新时期文学在“文革”的文化废墟上崛起,面对反思“文革”的政治背景,它几乎别无选择地将目光又投向了“十七年” 。于是,刚刚被打入另册的俄苏文学在中国瞬间又“热”起来;刚刚被批为“修正主义毒草”的俄苏作家在中国倏忽又成为“重放的鲜花” ,被中国新时期作家所拥吻青睐。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这一短暂时光里,俄苏文学在历史独特逻辑演变中继续实施着对中国文学的无形却有机的影响。我国新时期文学与苏联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解冻文学” ,在产生背景、衍生原因和基本特征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相似性,所以,文学理论界将其称为中苏文学发展历程的“错位对应” 。苏联“解冻文学”的精神资源对于中国文学的“解冻”弥足珍贵,中苏两国历史演变轨迹的“错位相似性” ,再次促就新时期中国作家主动学习苏联作家的内在动力。无论是“伤痕文学” “知青文学” “反思文学” ,还是所谓“改革文学” ,其中艺术成就大小不一、内涵深浅各异的作品无疑在当时构成了新时期中国文坛的亮丽风景,而维系它们恒定文学史价值的,无论是对人道主义的呼唤,还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抑或是时代责任感,所有这些精神质素,均让人想起俄苏文学,尤其让人想起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苏联文学的精神品质。爱伦堡的《解冻》 、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 、田德里亚科夫的《六十支蜡烛》 、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 、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等中国作家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它们以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诘问、对社会责任的礼赞,引起了处境极其相近的当代中国作家的关注和共鸣,在他们构筑自身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审视话语中,这些苏联作家作品的触动和启迪价值不可替代。同样,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 、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当代苏联军事题材小说,也以其浓郁的人道主义情怀,使当代中国军事题材文学告别了过去单纯的英雄主义教化模式,在实现对战争与人性的深度思考方面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盘点和梳理俄苏文学对我国文学发展的影响,绝非是为了简要证明这种影响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而是为了借助该视角剖解和审视当代中国文学的缺憾与不足,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进行反刍和检省,并以此为基础走向自觉和理性。在复归人道主义情感、张扬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实践中,如果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还取得了一些成就,那么俄苏文学的影响可谓居功至伟。但也应当看到,当代中国作家特别是新时期早期作家在师承俄苏文学过程中也丢掉了许多精华。俄苏作家对人性认识的深度,尤其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 、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 《古拉格群岛》 、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中那种超越群体意识,体现个人对历史悲剧的深刻冥思和深彻体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特别是新时期文学中难以寻见,这不仅是中国文学的致命缺失,更是一种重大遗憾,说明迄今为止我国现当代作家对俄苏文学的理解和接受并不全面和深刻,表明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路程中,俄苏文学过去是现在仍将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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