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公安小说的文学特征——读吕铮《名提》(王美雨)

　　公安小说属于公安文学，因题材的独特性、话语的向政治性成为中国现当代小说领域中的独特文学范畴。就其发展历史而言，“当代公安题材小说发轫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萧条于‘文革’时期，复苏发展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公安小说大致呈现为以下的发展趋势：由题材单一化到多样化，由警察人物形象的高大上到平民化、世俗化，由话语的倾向政治模式到多样话语模式，由结构的直线化到多线索化，由作者的职业化到多职业化。从这个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安小说的文学性、艺术性逐渐得到提升，话语构建逐渐倾向于审美范畴。最近出版的由北京市公安局吕铮创作的《名提》可谓是当代公安小说的代表，极好地体现了公安小说在当下的文学特征，即题材的新颖性、话语的俚俗性、人物形象的“接地气”及对现实的强烈关注等。

　　一、题材的新颖性

　　以往的公安小说大多以刑事案件、法医解剖推理案件等为题材，注重描写犯罪嫌疑人单方面的阴暗性，不乏血腥味、凶暴性的案件；强调情节的紧凑悬疑化、忽略对人性的关注及对人物心理的细微刻画，致使公安小说往恐怖小说、单纯的推理小说及案件侦破的单一性文学创作方向前进。由此使公安小说进入数量越来越多但既没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也没有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尴尬境地。

　　敬文东认为我们的小说之所以不受欢迎，“就是因为我们的作家关于荒诞的想象力远远低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他们与自己的时代媾和，却看不出现实生活的不合逻辑与违背理性。我们的现实远比我们的小说更能给我们提供超现实主义的一切元素”[2]。公安小说一直不能被评论界重视的原因恰恰在于缺乏超出现实性的想象力，众多公安小说中的故事提头知尾，人物形象模式化、话语程式化，满足不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如若其超越现实，将现实与看似荒谬的想象力结合，脱离曾盛极一时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必定能给受众带来陌生化的感受，使公安小说大放异彩。就这一点而言，《名提》做的恰到好处，如果不是作者最后主动揭晓有腐败分子的存在且其为何人，读者无从确知书中是否讲述了腐败现象。体现了吕铮在依据现实创作《名提》时，其高于现实又不着痕迹的高超想象力。从犯罪团伙特征看，《名提》中的犯罪团队心思缜密、分工明确，以潜伏进目标公司最终摧垮目标公司、以实现所谓的财富平衡为其犯罪目的。其身份似迷雾，层层迷雾下是同伙都不知道的真实身份；其成员熟知法律法规，心理素质超强。面对这伙高智商犯罪分子，预审员与其进行的话语战争、心理战争极其紧张，这种由话语战争、心理战争所造成的紧张氛围，远胜于其他公安小说中对凶恶案件的描写。

　　在描述预审这场无硝烟的战争时，作者对预审员的生活、心理关注甚至是嫌疑人的心理关注都让我们看到了故事本身之后的价值。即文学是人学，脱离了人性，文学将成为无源之水。

　　正如上文所言，《名提》中没有规避腐败问题，其所呈现的正是2013年我国反腐的现状“老虎苍蝇一起打”。故事最初表面上的腐败分子是预审员出身的龚培德，但最后证明他是“投名状”失败的牺牲品，是为了维护警察形象而牺牲的正义卫士。书中的“老虎”是新时代公司董事长卓越，刘松林犯罪团伙的猖獗正是他为了填补自己买官行贿的窟窿引狼入室的结果；预审员老郭则是“苍蝇”，他为了妻子的生意私自将重要的警务信息出卖给犯罪嫌疑人。将这类腐败分子和犯罪团伙通过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连在一起，既做到了公安小说的文学性特征，又符合了公安小说不可否认的政治性特征。这两者的完美融合，呈现了当代公安小说的发展趋势。

　　二、人物形象的“接地气”

　　在提及公安文学的意义时，杜元明指出公安文学“着重表现公安保卫战线的斗争生活，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公安干警、武警官兵、治保人员的职业生活、情感生活、心灵世界及其命运际遇为主要表现对象，以塑造公安干警、武警官兵、治保人员的艺术形象为重要使命的文学”[3]。即是说，公安文学承担着传递社会正能量、塑造公安干警等相关人员正面形象的作用。《名提》在没有背离这一文学责任的前提下，一反以刑警、法医等为文学对象的做法，选择不为世人所熟悉的预审员为文学对象。书中以即将退休的预审员、预审员的中坚力量、新预审员为文学对象，向受众展示了预审员个人生活的寒酸、工作中的困惑、理想的坚持等看似世俗化实则符合人性本质的真实化体现。

　　在初期的公安文学中，文学形象是政治化、理想化的，极少牵扯到其日常生活以及情感生活，正如王晓云所言“在早期作品中，公安文学中干警形象是简单化城市化而非人性化的”[4]。作为最新的公安小说，《名提》展现的则是公安系统底层预审员的真实生活，这种文学形象的真实不但没有破坏警察在受众心中的形象，反而拔高了其在受众心中的形象。于丹在2012年公安文化研讨会上谈到当前公安小说的内容时，指出：“现在也是因为价值的多元化，很多作品传递出警察也有难处啊，警察钱也不够花啊，警察的孩子上学也难，警察回家也和老婆打架，警察一个人抽烟喝闷酒，警察那当然也得骂人，这一切血肉是丰满的，但是这个行业的神圣感其实也削减了”。她的这段话与其说是对当前公安小说中警察形象的否定，不如说是对现实中警察的生活、工作的否定。文学为人学，脱离真实性的文学形象塑造注定走不长远，很多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如张策在谈及公安影视创作中塑造警察形象的方法时就与于丹的观点相反，他指出“作为警察个体来说，警察也是有性格的，警察也是有缺点的，甚至也有警察会在繁复纷杂的社会里迷失。但是，警察的责任感已是一个整体的核心思维，一支队伍的凝聚力量，一种职业的高尚操守”[5]。众所周知，警察工作的特殊之处仅在于他担负着维护公共安全的责任，但不能因为这个特殊性就否定或者剥夺了警察的人性。吕铮在塑造《名提》中的人物形象时，张弛有度，既让读者感受到预审员的生活艰难、心理困惑，又让读者理解了预审员为信念坚持的行为。这种方法，是对现实生活中警察的尊重，也是对文学作品中的警察艺术形象的尊重。脱离现实，对他们进行不合常理的拔高或是贬低，都不是公安小说中应该具有的现象。

　　在塑造预审员正面形象的同时，吕铮在书中并没有“以冷漠的态度，关注人性的阴暗与残忍，无休止地炫耀丑、品味丑、欣赏丑”[6]，而是将犯罪嫌疑人常人化、普通化，让受众体验到了文学欣赏中的陌生化感觉，如：

　　沙伟第一次坐在审讯室冰冷的讯问椅上，他仔细地回答着小吕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像小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而眼神却始终离不开面前的《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沙伟脑子里嗡嗡发响，不由得想起自己来B市这些年的付出与努力，这个城市太大了，繁华得几乎看不到整片的天空，而自己又太渺小，怎么奋斗也冲不出卑微的境地。[7]

　　沙伟的真实身份是故去的名提“老鬼”的后代，智商极高，为给母亲治病，不得已进入刘松林的团伙。作者对他在预审室形象的描写，一是说明了犯罪嫌疑人的狡猾、二是指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犯罪都是有着动机。而这种动机大多在面对生活的困境时，没有找到良好的解决方式，从而做出的错误决定。所以，作者最后对这个团伙中只要还有一丝良知存在的成员都选择了让其回归本真的形式，如胡志强尽管痴傻，但还保留着初衷就是无论如何都要保护自己的弟弟，沙伟也是如此。这种回归看似不合情理，实则是对人性本善观点的肯定。人性善恶的问题尽管从古到今争论不休，但是人性本善的观点是主流观点。从这一点而言，《名提》对人物形象的人性关怀做到了极致。

　　三、话语的俚俗范式

　　公安文学的话语范式经历了从“政治话语范式到先锋话语范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暗合了中国文化由主导文化向世俗化发展，直至进入物质主义的消费文化时代的轨迹”[8]。就目前公安文学的实际情况看，尽管在力图避免政治话范式的出现，但是或多或少都会有所呈现，而纵观《名提》的话语，除主人公回忆起入行之前的誓言之外，基本不见政治性话语。

　　《名提》的话语方式以俚俗性见长，这一点与预审员的工作有关。预审员所要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如果以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去审问嫌疑人，由于普通话本身词汇的规范性特征，很显然预审员无法做到与嫌疑人处在同一语境下，由此就使审问效果大打折扣。反之，如果使用俚俗性的话语范式，和嫌疑人处在同一语境下，则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审问效果。如二姐审讯高学历犯罪嫌疑人胡志强时的一段话：

　　哎哟，我说你这么大人了，爹妈叫什么不敢说，生了你这样的王八犊子可是倒了八辈子霉了，从小到大辛辛苦苦地拉扯，这长大了吧，一翻脸，让老家儿成了绝户了……[7]

　　口语化的表述形式，外加尖酸刻薄式俚俗语的使用，将胡志强怒火激起、思维断层，逐渐被二姐掌控了其真实的信息，这个效力是普通话所不具备的。拉尔夫·科恩提及“文学是讲述人，讲述人的生活，人的感情和选择，讲述人在社会中的存在以及一切有关人的整体性的”[9]。既然文学就是一种讲述性的创作，那么其语言的审美架构就是一项几乎比塑造人物形象更重要的工作。因为读者先是接触到文学的话语，然后才由话语逐渐接触到文学形象。话语架构的不成功，就会导致人物形象的不成功。所以《名提》选择了用俚俗性在某些场合甚至使用粗鄙语的话语形式来讲述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模式。

　　四、对现实的强烈关注

　　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名提》在讲述预审员工作、生活的同时，也将视角放到了当下困扰国人的舞霾问题上。并成功地将舞霾和书中人物形象的情感、生活经历结合在一起。

　　午后，整个城市仍然被舞霾包围，天空灰蒙蒙的，空气中弥散着焦炭的味道。人们在奴役了千百年环境之后，终于开始被环境所奴役，空气中PM2.5的浓度早已爆表。电视中的天气预报发布预警，在未来的几日里，B市将迎来蓝色寒潮，气温骤降。而人们却欣喜若狂，盼望着在寒潮袭来后，舞霾能被驱散，迎来一个新的春天。[7]

　　《名提》几乎从始至终都是以舞霾的天气出现，这种天气暗含了本书故事的错综性、难解性，也彰显了作者对环境的关注性。雾霾天气是一种生态危机，是对人类破坏环境的一种惩罚，与犯罪分子破坏社会安全环境受到惩罚一样，人类无休止的欲望最终只会毁灭自我。

　　公安小说的创作模式不会终结于当代，在注重文学性、人文性的基础上，必定能够与时俱进，迎接自己春天的到来。

　　作者简介：

　　王美雨，生于70年代末，女，临沂人，中国共产党员，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博士，临沂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临沂大学秘书资格培训班主讲教师、业余书评人。

　　研究方向为汉语史、汉语词汇学、民俗文化。教授课程主要有古典文献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修辞学、文化词汇学、训诂学、秘书学等。发表《论子弟书中男子服饰的文化意蕴及其民族特征》、《子弟书中的饮食文化特征与审美建构》、《车王府藏子弟书满语词研究》等近30篇学术论文，并出版专著《车王府藏子弟书叠词研究》、《车王府藏子弟书方言词语及满语词研究》。曾获临沂市社科奖等奖、二等奖。主持并参与多项科研项目、参编多本教材。

　　【参考文献】

　　[1]张勇。当代公安文学主题多样性的生成及其原因[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6(3)：72.

　　[2]敬文东。小说、理性、逻辑及其他[J]。世界文学，2012(1)：305.

　　[3]杜元明.中国公安文学作品选讲[Z]。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6.

　　[4]王晓云。再论公安文学与人性之光——兼评魏人警察系列小说之《公安局长》[J]。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6)：86.

　　[5]张策。公安影视创作：60载耕耘60载收获——创作回顾[N]。人民公安报，　2009-09-26　(05)。

　　[6]董小玉。先锋文学创作中的审丑现象[J]。文艺研究，2000(6)：28.

　　[7] 吕铮。名提[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76,211,1.

　　[8]丁灿。论警察的文学形象——公安文学叙事话语范式分析[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2(1)：52.

　　[9]董学文·文艺学当代形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