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一棵大树于世间(吴福辉)

——读商金林新著《叶圣陶全传》

《叶圣陶全传》 商金林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商金林最近在他庞大的“叶圣陶系列写作”中，又推出了堪称作家和文化名人传记巨制的《叶圣陶全传》。

　　对于叶圣陶，凡读过他的小说、童话，所编的文学和教育杂志，学过他编辑的语文教科书《开明国语课本》，及他与夏丏尊合编合写的《国文百八课》《文心》等语文读写书籍的，都不会陌生。现在，作者是要详尽地叙述、评论其一生的事迹。这本“全传”的基本写法很朴素，便是一丝不苟地由“全史”到“全人”。不是谁都可以这样写的，但是如叶圣陶这般，将个人社会实践与历史密切接轨的人物，是可以对他近一个世纪在文学、出版、教育、学术、社会活动、思想文化建设等诸方面的业绩，一一生动记录，作全息摄影的。而这种“全史”，便是从个人史的角度，找到各个关节点，向中国近现代史的全过程进行辐射：生于清末的叶圣陶读新式草桥中学和初为人师在言子庙小学任教的时候，正逢大清帝国和中国封建制度的双重终结及民国的起始，新旧思想的纠葛充满他的青年时代；待等新文化运动突起，他经历了从鸳鸯蝴蝶派至新文学阵营的剧烈蜕变；“商务”、“开明”事业的开拓又是与“国共”历史上第一次合作和分裂相纠缠；抗战烽火燃起，他携家带口辗转于大后方，饱尝苦难；共和国建立之后各项政治运动的冲击和他专事出版、语文教育工作的执著，直至经历了“文革”始终，更显出他正直为人的品格。这些历史关键时刻的人生跌宕起伏，是一百年中国历史，也是叶圣陶九十多岁一生的高度缩影，以此结构全书，历史脉络异常清晰。

　　而梳理历史人生轨迹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写传记大体有创作型和学术型两大分类，本书恰是后者。所谓学术性传记，特点在于突出真实史料。本传在大量细密地运用引文方面，可称独步。比如仅写文学研究会成立时期的传主，便引用了许多当事人的回忆日记资料、文学研究会的宣言、《文学旬刊》上的“记事”，甚至抄录了其与沈雁冰、郑振铎、沈泽民共同拟定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文学研究会丛书编例》《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多种文献的记载之详，几乎到可查阅的程度。再就新发现的叶圣陶史料、轶文一项看，加入无政府主义性质社会党的材料是一大发现；初步的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形成因为有了1921年“晨报副刊”上四十则《文艺谈》的新挖掘“出土”就更探到了源头；而茅盾1946年作为第一位中国作家访问苏联一事，取叶的记载和茅盾、戈宝权的回忆，特别是发掘出在苏联总领事设宴饯行时七人唱和的送别诗，互相参证等，都显示了传记叙事的严谨。全书无一人一事无出处，使得许多个人历史的叙述转为信史。一般传记每逢场景必据材料加以想象的写法，在这里也遭摒弃，如抗战中乐山遭二十七架日机轰炸，叶圣陶寓所被毁，衣物书籍付之一炬，全家险些罹难的过程，本是最可依回忆加以描摹的，但此书均引用叶圣陶的日记书信文章，还有长诗《乐山寓庐被炸移居城外野屋》，叶至善当年的散文《化为劫灰的字画》等，无一字虚构。此类学术型传记，本传可谓是一极致，它很难使全书的叙述感情保持住前后一贯的元气十足，但一个可靠叙述者的旁观引证，却能使传记叙述客观，可信度提高。

　　从了解一个时代到了解一个人，本传坚守了“全史”“全人”的标准。这或许是中国式的老传统。鲁迅谈评价历史人物时，也曾强调要顾及“全人”的原则。王瑶在与学生谈如何学习现代文学史时，曾提到可以“抱住一棵大树”的方法。他的意思是，与其琐屑地掌握一部零碎的文学史，不如先找一位创作宏富、文学史地位较高、人生轨迹较长、与各派人物关系较广的作家，在短时间内(比如几个月到半年)将它读全读通。因为是大树，必然主干粗壮，枝叶茂盛，枝杈繁杂，“抱住”它就等于把握住一段有血有肉有实感的历史，然后像枝叶伸展似地旁及其他。这实在是一条把握时代风云，进而掌握中国现代知识者一个世纪不断进取、追索的路径。本传解读叶圣陶，正是如此。

　　首先是经过各个历史的面相，来折射一个人物的各个侧面，这样来接近于表达“全人”。本传所写叶圣陶是作家、是出版家、是语文教育家等等，即他的多面。当然，“全传”既能抓住叶圣陶多侧面的史相与人相的关联，也重视他一以贯之的精神线索。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更是一个永不停止脚步的追索者、思想者。在若干历史的关节点上，传记细致地刻画了他的思想转折过程。比如“辛亥”到“五四”的新旧转变，“大革命失败”和“解放战争胜利”的两次择路等。叶圣陶的道路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如1912年初叶圣陶加入过“社会党”和“三二学社”，至“讨袁”失望才毅然抛弃。这种由反抗黑暗而信仰无政府主义，最终却走向民主科学新文化的人，在当年绝不是个别的。巴金、胡也频的小说里都描写过此类情形，很多人最终走向了社会主义。普遍的思想“左倾”，是中国知识者的实际。叶圣陶当年的思想已经信奉社会主义，但最后没有应杨贤江邀请去参加共产党的入党仪式。之后“左联”成立，又没有加入，却一直得到左翼信任(此类例子在传记中很多，如瞿秋白把自己掌握的材料交叶写小说，丁玲在被押往南京的火车上抛下救急信简，写明拾者可交开明书店的叶)。这样的一群在“激进的‘左倾’思想”面前止步，却先后成为左翼“友军”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数出郑振铎、朱自清、冰心、老舍、巴金等，他们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道奇观。这本传记，虽然对此没有结论，却摆出了引人思考的材料。叶圣陶的思想道路与老舍可有一比：因为都出身于市民下层，一北一南，习惯于从平民利益出发观察问题、决定政见；憎恨贫富不均，信仰公平正义；对社会主义有某种紧张感同时也被吸引；但追求社会进步、光明始终如一，不投机，不看风向，正派做人如一。传中记载叶圣陶编《苏州评论》时说过，“我们的立脚点是一个市民，一个苏州的市民”。这是其根。

　　我在此重申，不是任何人都适合于写成“全传”的。而且在当今世风下，写一奇异人、聪明人易，找一全德之人如叶圣陶先生来立传就难了。现在这本大型传记已经可以让一位人们熟知的历史人物得到重生，这就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