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友孟伟哉同志(程树榛)

　　从友人处得悉孟伟哉同志去世的消息，听后感到非常震惊、十分悲痛，因为我和老孟是相知相识60多年的老朋友了，有着很深刻的友谊。

　　我和老孟是上个世纪50年代认识的。当年，我在天津大学求学，他在南开大学读书。我读的是机械系，他学的是中文系，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我偏偏是个文学爱好者，参与创办了天津大学文学社，同时，又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小文章，于是，便有机会接触天津的一些作家。那时，老孟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以“小剑”为笔名，在《天津日报》上经常发表诗歌和小说，我对他非常仰慕。恰好他又成为南开大学文学创作小组的带头人，于是，我们便在天津作协组织的一次活动上认识了。

　　认识之后，交往便多了起来。因为当时“天大”和南开是互相毗邻的高等学府，校园之间可以随意走动，没有任何间隔，而南开的马蹄湖，湖水波平如镜，清澈见底，岸边花木扶疏，绿荫滴翠，风景非常优美，是自学和散步的好去处，我经常到此而流连忘返，在有意无意之间，便和老孟邂逅了。我是为复习繁重的功课而来，往往头昏脑涨；他却和一个漂亮的姑娘并肩散步，令人艳羡。

　　碰面后少不得握手叙谈一番，一来二去，我们彼此就更加熟稔了。就此机会，我向他提出意想中的要求：代我们文学社约请南开的中文系名教授和社员们见面并讲授文学创作知识。谁知他竟慷慨地应承了。于是，我们便得到李何林、李霁野等大师级的老教授的亲临教诲，大家都倍感荣幸；我对老孟也更增加一层敬重，友情也随着加深一步。

　　不久，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老孟是天津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一员，躬逢其盛，他自然是志得意满；但他回来向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传达大会精神时，仍然表现得很谦虚，当然也有意气风发的神采。我们从他的传达中，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在私下里他还格外向我表达较高的期望，而我就在这种期望、启发和鼓舞中产生了撰写长篇小说的念头。时在1956年，那是共和国的黄金时代，高层头脑尚清醒，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欣欣向荣，年轻人都充满着理想，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1957年春，我已经是大学四年级下学期的学生，随着全班同学去无锡柴油机厂进行毕业实习。无锡风景秀丽，我们生活得轻松愉快，那是我们大学生活中最惬意的时期。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抽暇完成了长篇小说《大学时代》的初稿。我原想回到天津后请老孟好好指点一下，因为他此时仍在南开就读，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谁知就在这年夏天，中国政治气候骤变，原本风和日丽，朗朗乾坤，突然雷电交加，风狂雨暴——反右派斗争开始了！一大批单纯的、才华横溢、善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突然变成阶级敌人，被打入另册，纷纷被流放到异域他乡，进行劳动改造。我也“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但属于从轻发落者) ，而被惩罚性地分配到北大荒一个新建的工厂。那时当然无颜和老孟告别，从此，我和他便劳燕分飞，杳无音信。

　　谁知就在中国严寒遁去、春回大地之后不久的1978年，我和老孟又意外地重新见面了。那时，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编辑室的主任，我却是从遥远的边疆来的业余作者，是应出版社之约来京修改稿件的。我们会面的地方竟然是出版社的食堂。当年来出版社改稿的作者都住在编辑部的办公室内，和编辑们共餐于同一个食堂。也许因为当时我们还算年轻，容貌改变不大，老孟居然一下子认出我这个当年的“老朋友” 。于是，我们便在食堂的一角面对面坐了下来，边吃边聊；我们各自介绍了分别后的生存状况。至此，我才知道别后的这些年，他因为家庭出身好，又当过志愿军，历次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都安全“进垒” ，先在人民大学教书，后到中宣部从政，最近又如愿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而且居领导层；对于我，还没等我介绍，他却先我说道：你在“文革”前出版《钢铁巨人》时，我便注意到你了，那个年代能够出版长篇小说，不简单哩！可见他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朋友。我没有刻意向他叙述这些年“苦难的历程” ，只简略地谈了谈当前的境况，特别提及我此次来出版社的任务：修改长篇小说《大学时代》 ，说一定请他指教，因为我们是同时代人，会对那段生活更熟悉些。他听后笑着说：一定认真拜读(可笑的是：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现在的职位是主宰我们这些作者作品命运的人) 。

　　经过这次叙谈后，又见了几次面，仅仅是打个招呼而已。因为他是个大忙人，不仅业务工作忙，社会活动也很多；而当我知道他现在身居要职后，为了避嫌，也不愿更多地叨扰他，甚至常常有意避之。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在一天傍晚他突然来到我的住地，向我说道：请你今晚到我家去一趟，认认门。事情来得突然，我也不便推辞，于是便随着他一同从出版社步行到美术馆后街他当时的家中。

　　他的住房出乎我意外的简陋：低矮的门脸，逼窄的厅堂，请我落座的是一张陈旧的木椅子。他说：这环境让你见笑了！我连忙说：哪里，艰苦朴素点好。说话间，他从挎包里取出了两瓶啤酒、一盘花生米、几个酱熏的猪蹄，又随手拿过来两个茶杯。这才正式告诉我，今天请你到我这里坐坐，有两个目的，一是叙叙旧，二是请你给我写的小说提提意见。原来，他现在正在创作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取名为《昨天的战争》 。现要进入高潮，有好几个情节可用，但是他拿不定主意，让我帮助他“参谋参谋” 。他说：这不算请客，只是这样便于聊天。

　　由于不善于饮酒，喝了多半杯，我便说：对不起，我已经喝足了。老孟随着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然后说：好，咱们书归正传。

　　随之，他便顺手从抽屉里取出一摞稿纸，翻了翻，直接向我朗读起来。他写的是朝鲜战争中最险恶的一段故事，字里行间，充满血与火的焦灼——在一个段落的节骨眼里他停了下来，说了几点他的构思，然后要我提出意见和建议。他词诚意恳，我当然非常认真地提出我的想法。之后，我说：一点即兴的建议，仅供参考。他稍稍思索了一下，然后说：很有启发，多谢了！

　　这是我们俩最长的一次交谈。此后再没有更多的交流，他好像更忙了，很少能够见到他的身影(后来听说他在筹划大型刊物《当代》的出版) ，直到我的稿子修改完毕交卷为止。

　　我没想到我的稿子由老孟终审。当我的责编李景峰同志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有点顾虑地说：这样怕不好吧！会不会令他为难？可景峰却说：他是我的直接领导，终审属于他的职权范围。不过，没事儿！老孟会公事公办的。你放心！

　　过不几天，老孟把我和李景峰叫到他的办公室，谈他的终审意见。他开门见山地说：稿子我是抓紧时间看完的。优点是故事情节都非常真实，生活气息浓。他顺便笑着说：我和老程一样，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有一种亲切感。缺点是有些人物特别是教授的形象不够丰满，文字不够老到。不过，可以理解，是大学生的文墨嘛！

　　终审通过了，我松了一口气，尽管是“公事公办” ，我对老孟还是感激的，我感激他的理解。

　　《大学时代》出版后，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受到读者特别是大学生的热烈欢迎，一版再版，发行10余万册。景峰告诉我，老孟对此甚为高兴。

　　不久，大型文学刊物《当代》创刊了。由老作家秦兆阳任主编，老孟是常务副主编。他挑起了重担。

　　因此，我们的接触更多了起来，我是《当代》主要作者之一。新时期中我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大部分发表在这个刊物上，以至于出版社的几位主要领导(包括老孟)称我和其他一些作者是《当代》的“基干民兵” 。由于老孟和我们是同时代人，故经常在一起谈笑风生，他有时还跟我说点体己话。

　　但是，后来由于我国政坛的诡谲多变，深陷其中的老孟似乎也随之升迁起伏，和一些作家产生了某种矛盾和隔阂，人们对他褒贬不一，且不乏微词。我因为蛰居边塞，置身其外，不想也不愿了解其究竟，故而和他仍正常交往，偶尔见一次面，也是只谈友情，不论其他。我不想卷入任何漩涡之中。

　　后来，我奉调来京，主持《人民文学》的工作，对此，老孟是表示欢迎的。不过，虽在同一座大楼办公，见面的机会很多，却没有更多的交流，因为他此时已是中国文联的领导，我不愿多和他接触，占用他宝贵的时间，特别是当时的文坛并不平静。我仍然是过去的心态：不介入任何纷争。

　　有一段时间，由于某种客观原因，我工作上很不顺心，很是烦闷。老孟不知从哪里听到一点风声，一天，他专门来到我的办公室，热诚地对我说：如果你现在确实感到工作很困难，那就来文联吧！我设法安排。我领会了他的好意，却婉拒了。我说：我是搞文学的，还是在作协为好，有人来取代我，正合我心意，专心搞创作，正是我所希望的。话虽如此，我对老孟的关心还是很感激的。他虽然身居高位，还没有忘记老朋友，这是很难得的。

　　我们几乎是同时退休的。之后虽然很少见面，但是还是经常有电话联系，互问寒温，偶尔同时参加某个会议，便聚首一谈，互吐心腹，亦颇有快意。不久前，他告诉我正在编纂他的文集，同时征询我的意见(因为我曾经把我的文集赠他) 。我将最初想法和编纂过程中的一些难题，坦诚相告。他似乎很高兴，说：一定认真参考。

　　我本来期待好好阅读他的文集，谁知却传来他不幸去世的噩耗，心里异常悲痛。痛惜我失去一个相交半个多世纪的朋友，文坛失去一个有实力和潜力的作家。斯人已去，我唯有暗自祝福：老孟，一路走好，在天堂里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