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女性(张炜)

　　■我们人类如果不能理解和发现女性的羞涩，在这方面感觉木讷，那就是极不正常的。这个世界正由于还有女性在做一点对比和反衬，才使男人总算有个模仿，不至于一路滑跌到残暴粗野的最深渊。

　　□张 炜(山东)

　　男性作家眼中的女性当然不会是中性的。在他们眼里，关于女性的历史也不会是中性的。女性所参与的历史具有特别的意义。由于我们的世界还仍然是男人主宰的世界，所以女性参与的社会生活会有明显的不同。从历史上看，这也是社会变革中最有效的试验。哪里有女性，另一种声音也就出现了，整个局面也就活泼起来了。一般来说，没有女性参加的历史是过分地阳亢了。不过完全由女性决定的历史，那也一定会过分地阴柔。一些历史事件似乎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强劲无情的历史需要女性的中和。我们的历史不是因为女性参与得太多，而是太少。

　　有的人愿意让女性参与工作，但他们选择的女性更多的是男性化了的女性。她们没有更好地代表女性。女性温柔娴淑的特性越是充分，越是具有女性的代表意义。现在却常常搞反了，或者不让女性沾边，或者干脆就找一些所谓的“女强人”去参与事项。一位女人如果成了“强人”，她怎么能代表女性呢？我们太乐于培养一些特别的女性了，结果她们有点不男不女。文革期间选中的女子先进典型，往往都是大胆泼辣，只差没有长出胡子的人。

　　我们所说的女性参与历史，是指让历史印有女性的指纹。那些只有勉强的性别意义的女性，而没有集中女性本质特征的人，是不会去温柔我们的历史的。

　　文学中描述和呼唤的，是让历史仁慈起来的那种力量，这正是女性的力量。女性的心肠如果不是软的，如果颇能下得手去，只不过长了一头更长的头发，那就会空有其名，达不到目的。那就不会是我们的理想。前人，我是指诗人，曾经大声问询：“诗人何为？”那么我们这里也可以问一句：“女性何为”？女性如果没有组成我们的一半历史，那么社会就不会是健康的。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这样的女性，她们像男人一样贯于说时髦话、套话和大话、假话，说一些冷酷无情的话、没有同情心的话。这样的女人应该自觉地退出她所代表的阶层。因为她们使我们痛心地想起了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到的那个女性：“她只需添两撇胡子，就成了一个马车夫；她睡着了时还露着两颗獠牙；她自吹说自己曾经一拳捣碎了一颗核桃。”这样的女人与莽男壮汉何异？

　　真怪，生活中的男人一般都喜欢温柔无比的伴侣，可是当他们挑选共事的女人时，就立刻注意寻找一些勇猛过人的女性了。有的女人也并非是凶悍的，只不过她们一到场面上去的时候，就注意模仿起来，要学到一些严厉的手法。可惜她们模仿的都是坏的榜样。这样一来，参与历史的女性本来就不多，结果仅有的一小部分又学着生硬起来，作用反而更坏。

　　我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男性作家在写异性和理解异性时，不自觉地就写起了人类的希望。人类是女性孕育的，这一点没有什么话可说。但是清晰的理想主义者会写到各种各样的女人。我算不上这样的写作者，只是要力求自己做到这一点而已。我尝试着写了《九月寓言》中的大脚肥肩、《蘑菇七种》中的女书记、《家族》中的麻脸三婶，她们都是比较坏的；还有一些虽不太坏，但的确是有大毛病的女人，如《外省书》中的马莎、《家族》中的小女匪，等等。当然，我笔下的女性大半是极可爱的一类，这是我的见解和情感，也还包含了我的希望。

　　我总是觉得，如果连女性也撒了泼地一个比一个坏，那么人类生活起来就太艰难了，就简直没有什么希望了。我们在回忆中，总是以更早的生活为主。那时生活给我们的总的色调，也构成了我们回忆的基调。在过去的生活中，我们愿意相信、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女性带给了我们许多的温暖。她们指导了我们，带领了我们，送我们上路——真正是送了一程又一程，风雨无阻。

　　我不理解那些用惨烈笔法去写女人的人。这样的笔法最近据说还得到了赞誉。而且据说近年来还特别得到了女性的赞誉。这真是可怕。赞誉这个干什么？不要说女性了，我们观察那些猫和狗，发现它们也会有些不同，雌性的比起雄性的还是要多一些羞涩。没有办法，上帝在创造生灵之时就是这样，这是神界的铁律。我们人类如果不能理解和发现女性的羞涩，在这方面感觉木讷，那就是极不正常的。这个世界正由于还有女性在做一点对比和反衬，才使男人总算有个模仿，不至于一路滑跌到残暴粗野的最深渊。男人坏起来时，女人会劝阻；男人干活的时候，女人会在一边提醒。世界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这样的两性秩序。男人有时要在女人的唠叨声中费力地思考问题。所以男人偶尔也要离女人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