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的“书中滋味长”(遆存磊)

《书滋味》 王鼎钧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王鼎钧的作品之引入内地，以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关山夺路》《怒目少年》《文学江湖》为先导，继之以《山里山外》《左心室漩涡》《碎琉璃》等，扎扎实实地让我们见到其创作的实绩。而新出的《书滋味》一册，若说其特殊之处，大约即在于所辑录文章皆与书相关，王鼎钧谓之“读书杂感”，“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确未打算符合某种规范程式，只是偶然读了一本书，很喜欢，心里生出来一些意思，不免说给朋友听听，或者进一步写出来给更多的人看看，可说是兴之所至，欲罢不能。”而这些文字好就好在其“杂”，其“兴之所至”，透出作者的实感，乃予我们一新耳目的机缘，即使有偏颇，岂不亦正是读者不虚一观的所在么？

　　王鼎钧直言自己不喜欢鲁迅，“我不喜欢他大概是气性使然，我欣赏文学固然有局限，鲁迅先生恐怕也未能把他的气性完全升华转化。如果说读书变化气质，我拒绝变成这样的人，我也不能欣赏、不敢亲近这样的人”。这样的话，说出来恐是需要些勇气的，即使在海外。记得冰心说自己不爱读《红楼梦》，不知道好在哪里，算得上“童言无忌”；而王鼎钧直口直言，若说有区别，应在他是认可鲁迅作品的价值的，而所言鲁迅“未能把他的气性完全升华转化”，应是指小说创作较少，精力大半集中于写作杂文之上。说到这里，不妨岔开一笔，想起水晶采访钱锺书时，记录了一些钱对鲁迅作品的看法，大约是鲁迅的气质与思维方式更适合写“short-winded‘短气’的篇章”，不适合写“‘长气’long-winded的”东西。这话少人道出，而如果我们细察鲁迅作品的特征，以及其关于唐代杨玉环题材的长篇小说的构思与未实现，还是不能不佩服钱锺书眼光之老辣的。

　　虽如此，王鼎钧却是熟读鲁迅小说的，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即可看出。上世纪八十年代，纽约的一次茶会，王鼎钧被问及青年时期为何未受左翼思潮的影响，他答道，“这得从《阿Q正传》说起，赵家被人抢劫，阿Q蒙嫌受审，法官问作案始末，阿Q很委屈地说：‘他们没来叫我！’”一座皆笑。回答极妙，可看出其对鲁迅小说的熟稔，当然更见与左翼文学的隔膜及抵触。他引香港作家林以亮为《大亨小传》作序中的一句话，大意是昔人那样推崇斯坦贝克，后人看来未免有些不好意思，“我想斯坦贝克的名字也可以换成别人，例如巴金……”他对茅盾、郭沫若等的观感，亦大致如是。王鼎钧说，“巴金、茅盾、郭沫若都是设计大师，他们根据革命的需要拼贴情境，构成‘语文的世界’，评论家以‘写实主义’之名推广，代换人生的现在和未来。”所谓设计，大概就是我们所说主题先行的意思罢，从“载道”的角度看，或会收得一时之誉，但时间淘洗之后的文学本身之价值，显然是须重新讨论及审定的。另外，王鼎钧于沈从文的推重，贯穿其间的文学审美观念是一致的。

　　小说的审美是一面，而另一面却亦有认识之增益。王鼎钧评论莫言的《红高粱》，肯定作品的文学水准，作者“将高粱提升到人文的层次”，忽又论及小说中的“钉耙战术”，即游击队将耙(一种带尖齿的农具)向上放置于公路路面，以拦阻日本鬼子的汽车，打击敌人。不过，经历过抗战八年磨难的王鼎钧言道，这种战术并未用于那场战争，“抗战胜利，国共全面冲突，它才大发威力。言念及此，对于抗战结束后和平之终不可得，内战之终不可免，油然而生涂炭之痛，多少事只好欲说还休了！”读到这宕开的一笔，真是令人惕然而惊，由小说审美的区域进入历史审视的范畴，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王鼎钧的读书文章，有文学评论的影子，有书评的印记，更有随手写来的无拘束，他自认算是杂文的一支。这种杂，或在于所读之书常常是个引子，引出王鼎钧自己的亲历，引出似漫无涯际的跑野马，而文章的好看，大约亦正在这里罢。“鱼不可以饵为食，花不可以瓶为家”，具如此的胸襟，读书不在话下，又有何文章不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