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史之间的传记文学(马李文博)

——以《冯白驹和他的战友们》为例

　　文与史的结合，传记文学的合理性

　　传记文学能不能虚构，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司马迁写《史记》的体例是中国史书纪传体的滥觞， 《史记》以人物为主，不乏虚构与心理的描写。以《项羽本纪》为例，“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 ”赤泉侯受到惊吓，而退避几里之远，显然是一句夸张的描写，可是读者读来却觉得合情合理。文学描写的往往是一次不可返回到现实去审视的“巧合” ，而对话是最难复制事实的，因为可能只有两三人在场。不止项羽在乌江边说的话，《项羽本纪》的故事中，所有的对话都像是司马迁在谈话者身旁倾听到的，又或是当时有人原原本本将话传了出来，并传到了司马迁那里。事实上，司马迁并没有听见所有谈话，可如果没有这些虚构的对话，读者就不能如现在这样身临其境、像走在一条条花园的歧路一般，一路风景煞是好看。读者之所以感到《项羽本纪》故事精彩，主要是由于个性化的对话，并且司马迁还用对话刻画了项羽、刘邦、项梁、项籍、樊哙等人决定历史走向的最关键时刻的性格，所谓史家之绝唱，即司马迁对人物的高超想象和个人理解与史的完美结合。前苏联新闻记者、作家波列伏依的观点代表了报告文学禁止任何虚构的一派，但他曾这样说：“如果你要描写女主人公的眼睛了，可惜当你收集材料的时候，忘记了留心她的眼睛是怎样的颜色，这也是个问题，因为，虽然不写眼睛的颜色也过得去，但是对于人物形象的鲜明，有时候却是有妨碍的。 ”这说明，选择是否描写眼睛的颜色才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工作，如果认为此时此刻描写眼睛的颜色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写出来感觉是合情合理的，那么就写。所以，传记文学的夸张、虚构和真实均为作者合理的选择所统领。在这种要求下，虽然作者对于日后供选择的参考资料的观察和掌握应该是全面的并且是如实的，但在行文中作者往往以艺术的真实、心理的真实超越客观的真实来进行创作。

　　《冯白驹和他的战友们》的作者李福顺和楚军红用四年的时间完成写作，其间走访了健在的革命老人、英烈后代，深入海南岛追寻冯白驹和他战友们的足迹。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用传记文学的形式揭秘海南岛抗日和解放的这段历史，展示海南人民对于信仰之美和崇高之美的追求，有相当的教育意义。冯白驹是琼崖(海南)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建人，冯白驹领导的琼崖武装斗争在极艰难的条件下“23年红旗不倒” ，评论家李准评价道，这本书是第一次真实、完整、系统、艺术地呈现以冯白驹为代表的琼崖革命先驱领导海南人民革命斗争的23年的历史。这说明两位作者对于史料下得功夫很足，才使得这部传记从实际出发，使得庞大的故事拥有清晰的结构。李准认为，书中所描写的“红色娘子军”的故事，是文艺作品中少见的能把这段历史还原得如此准确而且生动。作者致力于把历史事实以及人物的革命情感和生命体验讲清楚，这种以史为主的写法在当前不少传记作品胡编乱造、水分多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可贵。李准对于传记文学的文学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出《冯》一书的动作性强，但在善于合理想象、刻画人物形象和描写细节等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也就是说作者在史实的基础上还应注入个人的判断进行创作，虚构对话、夸张细节和运用真实的素材都应是传记文学作者兵器库里的兵器。或许是因为前所未见的史料仅是写出来对作者和读者来说已经足够有吸引力，面对丰富的材料也增加了作者进行摘选和文学化加工的难度。

　　结构群像与刻画人物

　　传记的内容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作者都要进行谋篇布局，也就是讲故事的方式，而不能事无巨细。冯白驹和他的战友、人物性格和事件、汉族和以黎苗人民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历史和逻辑，怎样对四组关系分别予以呈现以及结构， 《冯白驹和他的战友们》作出了有力的探索。 《冯》在开头讲述冯白驹的出身和成长、结尾的解放海南岛以及抗日最艰苦也是最关键的时期，都是以冯白驹为主。当写其他人物时，兼顾冯白驹，故事相互间在时间点上有交叉，但故事内部的时间进程在不断往前推进。 《冯》随着历史的前进穿插叠加人物，以人带事，以人带史，并且把历史事件放在历史观和作者的逻辑中，这样才能把主次人物涉及的事件揉碎再捏合起来，共同指向23年革命真实的历史进程。

　　扬州大学的孙德喜教授从传记文学叙事学的视角观察《冯》一书，认为其结构主次人物的方法深受《水浒传》影响。 《水浒传》以宋江为中心点写出了梁山泊108将，既突出刻画领导层人物，同时用大量篇幅分别描写许多将领从社会底层被逼上梁山的过程，叙述脉络分中有合、合中有分。 《冯》以隐喻手法肯定主要人物在历史中的意义，并不时突出了群众对核心的信任。在展示冯白驹的人生奋斗历程之外，群体如华侨回乡服务团、底层的士兵、娘子军、黎苗人民，个体如王文明、马白山、李振亚、刘秋菊，不同层次的人物均各自成章、丛生枝蔓。孙德喜说：“十七年革命英雄传奇叙事的传统是将人物置于尖锐复杂的矛盾和绝境当中，在风口浪尖之上、在险恶严峻的环境当中，它所形成的叙事美学即只有在此等环境情形中才能够显出人物的性格和突出的才干。 ”这种吃苦忍痛才得以坚持革命的审美逻辑，在女战士由于条件艰苦身体就像老年人、阵亡时衣衫破碎仍保持与敌人搏斗的姿势等等描写中有着具体的体现。

　　现实的目光，传记文学的历史观

　　历史不能虚无化，革命传记文学无疑贯穿着历史观问题。《冯》的逻辑是以政治斗争为核心，叙人以政治为出发点、为旨归，从人物的政治启蒙和政治觉悟，到政治言行和政治理想，包含着土地革命、农民武装起义的历史逻辑。这些历史逻辑说明了农民革命成功的必然性，从一定层面上也是在展示革命人才的素质。根据海南省党史专家邢诒孔的研究，琼崖抗战呈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四大特点，特点之一是在远离中央、远离主力的情况下坚持孤岛长期抗战。特点之二，是在国共合作下成立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武装。特点之三是以敌后游击战场为主战场，这一个特点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不同。特点之四是以冯白驹为核心的琼崖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描写地方革命活动的传记最好是将革命根据地的内部斗争、根据地斗争所受大历史局面的牵制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交待清楚。例如，琼崖革命根据地的行动与中央苏区扩大至全国革命根据地的打“AB团” 、打“社会民主党”的决策的关系，这涉及从中央的“左”到广东省委下达到琼崖的命令等等问题。再比如海南的战役与全国抗日的联系是什么，它与共产党的后方战场、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不就这些党史问题继续研究，就会将政治斗争中正确路线战胜形形色色错误路线的情况简单化。简单化往往是作者用一种理念、任一时私意造成的，与之相反， 《史记·项羽本纪》中在项羽死后继续叙述了争夺项羽尸体的五人得到的封赏，这不仅仅是为了烘托项羽之死的悲壮意味，更是用真实的人事展示历史、点睛人世，这是司马迁真正的哀叹所在，由此可知，“无韵之离骚”即抒情不是以声韵唱出而是凭借安排叙述人事。所以传记文学在审视历史时应有现实的目光。

　　著名时事评论员阮次山的祖籍就是海南，他从小就常听父亲讲琼崖纵队和冯白驹，“这支军队显然是冲着国民党来的” 。阮次山提供了另一种角度，他认为，从文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社会的变动是人类文化的DNA的重新组合。从另创一格的过程来看，冯白驹在海南岛扮演的角色是一个传承跟创新之间的关键人物。没有他，海南岛就不会是今天的地位，就不会有这么多外来人口，而这些铸造了海南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