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开始进入“新时期”，作为社会思潮敏感载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当代诗歌，也相应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整个20世纪80年代，被普遍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当代诗歌)的“新时期”，中国当代诗人整体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先锋性角色，他们不仅以诗歌的方式最早发出了觉醒的启蒙声音(比如“朦胧”诗人北岛早期创作的《回答》等诗歌作品)，并且以人道主义、理想主义的温暖情怀，复苏了被冷酷政治化年代扭曲与冰冻了的一代人的心灵世界(比如“朦胧”诗人舒婷与顾城整个80年代的诗歌创作)。中国当代诗人人文精神价值守护者的形象，由此得以充分彰显。
新时期的中国诗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整个社会理想主义精神与文化思潮的表达喉舌。他们表达理想、追求、信仰主题意向的诗作，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与热捧，从“朦胧诗”代表性诗人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北岛的《回答》、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以理想主义为精神内核的著名诗歌作品于整个80年代在广大中国读者当中广为流传的现象中，我们可以深切感知新时期的中国诗人在传播积极性与正能量的思想情感方面所具有的巨大力量，而诗人们理想主义者的社会文化角色定位由此也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而在继“朦胧诗”之后崛起的“第三代”部分代表性诗人王家新、欧阳江河、陈东东、西川、海子等人的彰显理想主义精神气质的经典性诗歌文本中，诗人们理想主义者的文化角色与形象获得了进一步的确认与巩固。
在大众的普遍印象与期待中，诗人似乎是理想主义的天然歌者，是真善美价值的文化守护人。然而吊诡的是，许多诗人在其作品中一方面热情执着地讴歌理想，一方面却在其作品中流露出痛苦、悲观乃至绝望、空虚的思想情绪，程度不同地展示出精神困境乃至精神危机的迹象与表征。有些诗人的精神危机达到了空前强烈的程度，以至于出现了少数诗人以自杀来解决精神危机的极端事件。在上世纪80年代，天才青年诗人海子的自杀事件堪称一个典型案例。究其原因，还在于海子的崇高理想与冷酷现实之间产生了紧张的对立关系，海子的诗歌作品尤其是凝聚他心血与梦想的长诗作品几乎无人欣赏，遭遇到普遍性的冷遇，海子作为一个诗人的价值被极大边缘化了，他内心的焦虑感、挫折感与绝望感因此与日俱增，最后累积并演化成严重的精神危机，并以否弃自身肉体的极端方式来试图“化解”它，其中的内在逻辑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再进一步探究一下，我们可以发现，以海子为代表的一部分诗人的精神危机状况的出现，其实是社会出现转型的一种敏感信号。众所周知，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场遍及中国城乡的经济体制改革运动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了，其广度与深度几乎超出了社会成员的想象。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市场体制开始初步得到确立，而一个有意疏离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市民阶层与大众社会开始逐渐形成。市民阶层与大众社会的兴起，催生了它自身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它对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与话语体系，构成了或隐或显的挑战与颠覆。诗人们置身于这一“精神分裂式”的时代环境，其中部分心灵脆弱而又怀抱理想的诗人出现严重的精神困境乃至精神危机，就是必然性的结局了。
进入20世纪90年代，诗人们的精神境遇整体上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困境。其时，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确立起来了。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对于物质金钱的合理追逐，培养了人们的实用主义人生观与价值观，给人们的现实生存确实带来了诸多的好处与利益，但对于新时期的中国当代诗歌与诗人(不是指媚俗意义上的流行诗歌与流行诗人)来说则无异于一场精神的灾难，因为诗歌对于大众而言已没有多少存在的价值，诗人在大众眼里则仿佛成为堂·吉诃德式的“不合时宜”的怪物。简言之，在整个90年代，面对这个全面转型的社会(由传统的政治型社会大面积的向经济型社会转化)，新时期的中国当代诗歌与当代诗人一道被空前边缘化了。许多诗人(例如欧阳江河)对这一严峻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理解，他们意识到诗人身份的危机感无疑来源于商业的全面冲击与无情解构。在90年代，几乎所有诗人在其作品中都以各种方式触及了“商业焦虑”的时代命题，有些诗篇的名称则直接展示“商业主题”，比如《关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欧阳江河)、《商品》(游刃)等，而当代先锋诗人周伦佑在《沉默之维》(1993)一诗中直接诉说了商品对于诗歌的巨大破坏力量：
商品的打击比暴力温柔，更切身
也更残暴，推动着精神全面瓦解
可以说，周伦佑对于商业的焦虑心态成为九十年代所有真正独立的诗人们的内在精神标志。在无情的现实境况中，当时相当一批诗人无奈地选择了“下海”，而另外一批坚守诗歌岗位的诗人则继续沉浸于自己的精神理想与审美乌托邦境界之中，他们以诗歌信仰的力量顽强地抗拒着冰冷无情的外部现实与商业逻辑，但他们自身承受着理想遭受着现实强力挤压的精神重负，最终因不堪重负而出现精神危机症状，其中，戈麦、方向、顾城等青年诗人堪称此方面的代表性诗人。戈麦对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剧烈转型有着天才般的悲剧性预感，他本人创作了一系列具有高贵精神质地的“清洁诗篇”，同时也创作了一批表达深度精神苦闷与绝望情绪的诗篇(如《誓言》《命运》等)，其在九十年代初异常决绝的自杀行为无疑展示了诗人对于庸俗化时代的绝望情绪与抗争意志。而九十年代初步海子后尘自杀的青年诗人方向，其极端行为则显示了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社会转型之际一部分诗人理想主义情怀的自我崩溃，具有时代预言的文化意义。顾城是“朦胧”诗人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童话诗人”的命名与形象暗含着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写作立场与精神姿态，但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诗人自我建构的“理想国”遭遇无情现实的不断侵蚀与毁坏，诗人的心灵出现了扭曲与变态。顾城之死成为整个九十年代社会文化的一个热点话题，而顾城本人作为一名诗人的“非常态”的精神状况其实更值得人们深入探讨与深刻反思。
当时间的车轮进入21世纪的门槛，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又发生了悄然的新变化，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逐步兴起与发达，在商业潮流之外，又掀起了一股大众娱乐的时代风潮。一大批诗人主动顺应大众文化潮流，创作出具有日常生活流特征与解构美学倾向的诗歌文本。但是，依然有相当一部分诗人有意无意地与娱乐精神和狂欢倾向相隔绝，他们的精神负荷依然选择与沉重为伴，深度的精神困境似乎潜入到了这些诗人的血液当中。
“底层写作”是新世纪(21世纪)文学的一个醒目现象，在诗歌界则是所谓“打工诗歌”与“打工诗人”的出现。而所谓的“打工诗人”，实际是农民工诗人群体，他们虽然被冠以诗人的头衔，但他们的社会身份就是地道的农民工，他们虽然热爱诗歌，但其中一小部分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巨大的生存压力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负担，最终使得他们的作品充满极端灰色消极的思想情绪，甚至导致他们厌世念头的强烈萌生。余地、吾同树、许立志等一小部分生活在底层的“打工诗人”或“草根诗人”在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相继采取自杀方式结束自己非常年轻的生命，给世人带来深刻的同情与叹息。
新世纪诗人群体中的“精神危机患者”，除了前文提及的这些“打工诗人”或“草根诗人”之外，还有另外一类诗人，他们物质上虽不太富裕，但他们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身份与地位。比如身为省级作协领导的诗人昌耀，身为成功商人的诗人卧夫，身为大学知名教授的诗人陈超。他们的不少作品中充满痛苦气息与死亡意象，这些诗人具有天然的理想主义情怀，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如疾病等，或许只是其意志崩溃的外在诱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诗人所坚守的理想本身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与磨损。他们最后走向非正常死亡这一悲剧结局，尤其令人扼腕叹息。不管如何，作为人类美好精神价值的守护者，诗人都不应该被悲观消极的思想情绪所吞噬，要有强大的意志与能力化解自己的心灵困境与精神危机，为广大民众树立展示社会正能量的诗人形象。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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