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批评氛围需要各方共建(樊星)

　　一

　　对于文学批评的不满，已经由来已久了。其实，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是有自己的学术根基、价值尺度、是非判断的，可为什么现在的批评常常给人以要么不痛不痒、充满陈词滥调，要么过度吹捧、难以服人的扭曲感？因此想起20世纪80年代，《文学自由谈》杂志曾经倡导过的“骂派批评”名噪一时。那“骂”当然不是谩骂，而是批评家对作家直言不讳的批评。应该说，一直到今天，直言不讳的批评仍时有所闻，但比起此起彼伏的溢美之声，还是显得太少。另一方面，文坛上的谩骂、对骂也在网络上屡见不鲜。原因何在？

　　一位批评家曾经告诉我，他为一位著名作家写过一篇评论，主要内容是赞美。到了文末，也就该作家作品中的硬伤提了一句委婉的批评意见。没想到就这一句批评引起了该作家的不满。该作家因此发了一通抱怨，与这位批评家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类似的事情文坛上常常有。即使有些“对事不对人”的批评，也常常会触发被批评者的敏感，惹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反击来。那么，作家们为什么渐渐听不进批评之声了？是因为自我感觉太好？还是因为在这个广告无处不在的年代，在这个大家一团和气、见面彼此多说好话(而且常常是言不由衷的好话)的年代，作家也不能免俗，喜欢多听到好话？尤其是，当围绕名家之作的溢美之词已经不断升温之时，那些小心翼翼的批评之声是不是就显得太“扎眼”了？另一方面，当批评家煞费苦心、不断将溢美之声推向新高度时，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在无形中就伤害了批评的信誉？而当作家其实明知道批评家为自己开研讨会就是“吹喇叭、抬轿子”时，他们内心深处对批评家的尊重是否会大打折扣？

　　一切都不言而喻。一切也都值得忧虑。

　　现在的文学研讨会多。名家不必说了，新秀也急于崭露头角。也许，出于友情，出于面子，批评家在参加那些研讨会时应该说几句嘉勉之辞，但能不能不说“伟大”、“了不起”、“杰作”、“里程碑”之类过头话？能不能在实事求是的分析与研讨中重新彰显批评的理性与常识？从杜绝过头话开始，在理性的分析上下功夫，这应该是批评回归正常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作家，尤其是已经成名的作家，多几句或者少几句赞美，多几句批评之辞，应该无关大体吧。能够听得进批评之声其实是胸襟开阔、虚怀若谷、为人谦逊、坦坦荡荡的表现。而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一听见委婉的批评就马上变脸，其实是缺乏起码的修养与风度的表现。如此说来，营造良好的批评氛围，不仅需要批评家克服“多说好话”的庸俗心态，更需要作家从胸怀坦荡、从善如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做起。只有形成这样彼此坦诚相见、共同携手前进的态势，才可能进一步繁荣当代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可不知道为什么，心胸狭隘、斤斤计较、党同伐异、恶语相向的风气在文坛上却屡见不鲜。难怪，有的批评家就因为一不小心得罪了名作家而悲观叹息。有的甚至已经一赌气淡出了文坛。这其实也大可不必。是非自有公论。只要自己的批评是出于文学的良知，只要自己在批评的写作中体会到了发现的愉悦，夫复何求！就像苏东坡《定风波》中写的那样：“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二

　　想当初，在极左思潮猖獗的年代里，“扣帽子、打棍子、无限上纲”的做法曾经助纣为虐，横行一时。结果呢？“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恶有恶报”，果然灵验。“文革”寿终正寝，以姚文元、“梁效”、“罗思鼎”等政治打手为代表的“大批判”思维也受到了历史的无情审判。“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居心叵测的打手们应该得到的报应。按说，这样的思维到了思想解放、氛围宽松的年代里应该没有市场了吧，可事实不然。当代文坛上有些“论战”发展成为贻笑大方的“骂战”，有些“争鸣”沦为党同伐异的“争斗”，虽然不再像当年的“大批判”那样充满政治斗争的火药味，却常常因为诉诸人身攻击而令人不齿，同时也使人明显感到另一种居心叵测——在大泼污水、盛气凌人的对骂中，发泄出怎样的乖戾气、变态心！不同的文学观念可以交锋，不同的文学趣味可以争鸣。但应该遵守起码的规则：保持清醒的理性，尊重不同的声音，展开平等的对话或者交锋，而这一切，都必须在尊重对手人格的前提下才能进行。事实上，那些以谩骂、攻击为能事的声音，常常因为那份“作”态而在败坏了文学批评的声誉的同时，也给人以“肯定吃错了药”的可笑印象。

　　在一个思想解放、众声喧哗的年代里，在一个不少文学爱好者、媒体对“吸引眼球”的兴趣明显大于研究问题的氛围中，也有的批评者深谙此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情绪化批评较之实事求是的理性批评，显然更容易引起舆论的关注。因此惟恐文坛寂寞，绞尽脑汁，兴风作浪，制造出一些此起彼伏的文坛泡沫来。这些言过其实、哗众取宠的批评与攻击乃至谩骂意在“吸引眼球”，已是批评的末路。这样的投机心态的结果常常是：在热闹一阵后，散作过眼云烟。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1980年代的文学评论。那时虽然偶尔也有寒流吹过文坛，但批评界的主流是建构。无论是重新发现那些被政治迷雾遮蔽的作家作品，还是认真地“重写文学史”，或者是满腔热情地建构“文学的主体性”，都体现出当时的文学批评界百花齐放、积极建构的健康氛围。那样的建设性批评才是文学的正道。

　　三

　　近年来，关于如何开展健康的文学评论的讨论时有所闻，很有必要。除了作家应该养成豁达的胸襟、评论界远离不正之风以外，有关管理部门是否也应该吸取前车之鉴，以宽容的胸怀营造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有些作品，似乎不那么贴近“主旋律”，却成为了有口皆碑的文学经典(例如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余华的小说《活着》等等)，然而，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白鹿原》被禁止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一直到小说出版近20年后才拍成电影；而根据《活着》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国际影坛获得殊荣以后却一直被禁止在国内公映。而事实上，这些作品的畅销、长销足以表明：文学作品即使有时偏离了“主旋律”，也没有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甚至，有时候那些仓促发出的“禁令”反倒促成了人们对那些被禁作品的好奇与追捧。正所谓“禁果分外甜”。尤其是在网络已经十分发达、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当今，一纸禁令反而为被禁之作起到了广而告之的作用，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实。由此可见，对可能产生争议的作品，聪明的办法是积极开展不同意见的争鸣，而不是简单、粗暴的禁止。简单、粗暴的禁止常常可能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而宽容的姿态才真正有利于文艺的繁荣。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文革”结束后文艺家们对周恩来总理的深深怀念，就因为他对文艺家一向关怀，做文艺家的好朋友，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给大家带来了难得的关心与爱护。还想到了近年来许多文化人对胡耀邦的由衷怀念，也因为他的开明、宽容的胸怀。这些事实都足以表明：文艺家们真心拥戴的，是与人为善、积极关心、扶持文艺的领导。

　　如此说来，开展健康的文学批评是一项有赖于各方共同努力的工程。被批评的作家、作为批评者的评论家，以及作为管理者的有关领导，都应该在当代文坛经过几代人来之不易才争取来的繁荣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调整心态、同心协力，开拓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