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大众文化的幻象(赵牧)

　　何以会有一种眼光，总能绕到事物的背面，这是我每次阅读张慧瑜的著述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的感叹。鲁迅1922年底写作《呐喊·自序》时，曾叙 及多年前在日本仙台医专观看“幻灯片”的经历，其间，因为感慨于看客的麻木而决计弃医从文，这令很多人深信不疑，作为传记资料加以广泛征引，然而张慧瑜不 仅强调“幻灯片”事件的叙述性，探究了其中所遮蔽的目光，而且将之置放在复杂的语境中，拆解了背后多种权力关系的纠结。以此作为引子，张慧瑜开启了对包括 鲁迅在内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主体建构乃至自我消解过程的考察，而这一考察，就构成他《视觉现代性——20世纪中国的主体呈现》一书的主要内容。

　　在该书的结尾，张慧瑜又将目光转向红色影视剧。但与众多评论家借助人道主义或人性论的语法给予热情颂扬并重复着还原历史的陈词滥调不同，他发现 对革命叙事的消费性征用中资本、官方意识形态和大众消费者之间的耦合。这一耦合看似在新的社会政治形势下找到了处理革命历史故事的有效方式，所谓的“主旋 律”也因此不再游离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外。但在这个过程中，晚清以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孜孜以求的启蒙理想和一度蔚为大观的人民主体叙事，却遭遇了前所未 有的解构。这成为他的新书《当代中国的文化想象与社会重构》的核心问题，论证了国家、资本、市场是如何通过对特定历史主体的询唤而完成其新型主流共识重建 的。

　　从这里，或者有人发现张慧瑜学术路径中的文化研究转向，而我以为，作为一种方法的文化研究其实一直贯穿于他的学术实践。在他的学术实践中发现文 化研究的内核，应该称得上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或者这样的表述充满了某种吊诡，因为文化研究的一大特色，甚或最大诉求，就是剥除大众文化力图传达的统一 和谐的幻象，而在它们“顺理成章”的假面中呈现意识形态的裂隙。罗兰·巴特就曾有过类似表述，他说，大众文化具有某种神话功能，而对大众文化的语言作意识 形态批评和符号学解析，就是要深入细致地了解这一“神话的制作过程”。如果说罗兰·巴特的“神话学”是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来解析广告、电影、娱乐、时尚等 文化现象，捕捉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揭示种种伪造的“自然法则”背后的资产阶级准则，那么张慧瑜的研究虽不能以“神话学”来概括，但其不断游走于报刊、影 视、文学和常识之间，却也无疑包含着在它们“自然”的外衣里，探究各种权力关系及其历史脉络的诉求。

　　或正因此，张慧瑜对于大众文化的解读充满了历史的纵深感。之所以关注新世纪以来的大众文化现象，张慧瑜的目的显然是对当下中国阶层分化和重组的 现实作出回应。如何看待今日的中国，众说纷纭而又莫衷一是。张慧瑜也一再表示，无论是“盛世中国”还是“危机中国”，似都可以找到足够的事例，而人的视点 不同，自然就决定了所见的迥异。有的人或许会徜徉于光怪陆离的都会景观，有的人或许会注目于腐朽衰败的黑暗角落，但张慧瑜的问题却是，面对这个阶层分化和 戾气重重的状态，大众文化何以给我们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似乎不同的社会主体都能各安其位，而这其中资本和权力究竟是如何实现意识形态共谋的。正是 在这一问题意识下，他发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的介入，以及大众文化对历史话语的征用，从而达到罗兰·巴特所谓的把“历史决定”与“自然事实”相混淆 的事实，结果，它既阻碍人们对于历史的全面理解，又促使人们接受现实合理的假象。而张慧瑜的解读，正在于还原其试图遮蔽的历史性，这无疑具有釜底抽薪的效 果，让我们发现了历史的颠覆力量。所以，立足于现实的分裂感受，回望历史的复杂脉络，就构成了他的文体风格。

　　然而，大众文化神话的维系，却并不仅依赖它对于历史的排斥，其未来主义的指向也在这中间发挥了极大作用。这或者是罗兰·巴特所始料不及的，因为 他解构大众文化神话的重点在于历史维度。罗兰·巴特发现，资产阶级通过利用小资产阶级在报刊、新闻和文学作品中传播种种去历史化的表象，以实现其将现实世 界转变成想象世界、将历史转变成自然的意图。如此一来，资产阶级不再被命名，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却到处充斥，而在中间，小资产阶级可能与资产阶级的财富并 无任何关系，但它们却收获一种幻象，“从那一刻起，一个每月赚2500法郎的打字员，也在资产阶级的盛大婚礼中看出了自己的特征和位置”。很大程度上，被 塑造成市场经济消费主体和被想象为社会稳定中坚力量的国内中产阶级(小资、白领)也分享着这一幻象，这从张慧瑜的大众文化分析中就已得到证明。“资产阶级 名称的缺席不是一个虚幻的、偶然的、附带的、惯常的或无关紧要的现象”，这是罗兰·巴特意识到的，但他除了再现其历史之外，却对大众文化何以形成幻象一筹 莫展。张慧瑜却可能在齐泽克那里获得启示，发现这种幻象的心理基础，是在于人们对前方不可能之物的欲望。

　　齐泽克曾指出，欲望在意识形态中具有极度的含混性，它常从正反两个方面起作用，一方面它封闭了选择的实际范围，另一方面又维持着虚假的开放空 间。“选择的实际范围”，不仅包含着中产阶级参与“资产阶级盛大婚礼”的可能，也包含着农民工顺利讨到工资的可能，但这些可能，却类乎一种“空洞的符号性 姿态”，因为它们貌似提供了一种选择的机会，但这种选择却是注定不会发生的。总有一些意外，不但使得小资产阶级无法参与“资产阶级盛大婚礼”，而且使得农 民工不能顺利讨到工资，因为站在这些干扰背后的，其实是社会的结构性矛盾。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大众文化对于欲望的倚重，而张慧瑜对于大众文化的解读，也借助了精神分析的理论资源。所以，他不仅能以回溯历史的方式揭穿 大众文化的神话，而且能在表面的文本和隐藏的欲望之间撕裂大众文化的幻象。然而这却可能让我们被迫接受一种现实创伤：根本不存在什么开放空间，所谓偶然其 实都出于必然。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或还可抱着屌丝逆袭的幻想，以为终有“见证奇迹的时刻”。而在张慧瑜的论述中，也常出现“人们更愿意相信奇迹会……”之 类的表达，如今却只能陷入前方一片空无的绝望。当然，还另有一种可能，亦即齐泽克所谓“超越幻象”，但要超越幻象，填平鸿沟，就必然触及社会的结构性矛 盾，而迫使我们进入危险的领域。

　　(《当代中国的文化想象与社会重构》，张慧瑜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