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兴亡》“二战”究竟因何爆发(阮炜)

　　“二战”结束至今已足足70年，其间虽发生过多次局部战争，但对于人类社会的冲击都远远小于“二战”。那场“世界大战”，死于战争的总人数竟高达7400万，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

　　问题是：“二战”究竟因何爆发？

　　据威廉·夏伊勒所著畅销书《第三帝国的兴亡》的解释，20世纪初一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奥地利青年因父母早亡、性压抑而心理病态，像德奥当时很多人那样，把不得志归罪于犹太人、斯拉夫人不断挤压侵蚀日耳曼人的地盘。不久欧战爆发，后演变成世界大战，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战败，与协约国签订了为其带来巨大屈辱的《凡尔赛条约》。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德国人生活艰难，处境悲惨，于是种族仇、民族恨交织演变成非理性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政权迅速崛起，人们心中的恶魔借着病态的希特勒和第三帝国恐怖地释放出来，最后造成了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几千万人死于战争的空前灾难。

　　其实，“一战”硝烟尚未散去，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已经开始思索：为何同属一个文明的西方人竟然打了一场死亡1654万人的惨烈大战？罗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寻找药方。作为旁观者，他并非没有看到中国人的缺点，但最推崇的还是中国人“平和的气质”“谦恭有礼、温和善良”以及善于“妥协”的精神。他认为正是这种性格，使中国人“在寻求解决争端时更多是讲究平等和公正，而非像西方人那样喜欢仰仗实力。”

　　这种观察大体符合事实，但罗素没有解释中国人的和平公正气质、妥协精神从何而来。从地缘格局入手，便不难发现中国养育出其文明性格几乃必然。中国有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这样一个适合农耕的巨大陆地板块，且没有崇山峻岭和湍急河流把各地区隔开，主要河流黄河、淮河、长江流向一致，极有利于文化整合和政治统一。因为，统一的天然条件导致文明性格的塑造，文明性格反过来又有利于促进统一，统一的运势更进一步强化文明性格。我们发现，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不少厌战诗，如《邶风·击鼓》《王风·君子于役》等，而大约在同一时期定型的《荷马史诗》，却赤裸裸地崇尚武力和英雄主义，甚至有《诗经》中决不可能出现的大屠杀场景。正如同在大航海时代，郑和舰队的和风细雨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狂飙突进也是天壤之别！

　　所以说，第三帝国和希特勒并非横空出世。因了浮士德精神和其他特殊原因，民族国家林立、彼此间争斗不息的欧洲率先实现工业化，生产力急剧提升，又发展出极高效的现代科技和军队，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能力，原本又崇尚蛮力，战争自然一触即发。一个巴掌拍不响，若非极端民族主义盛行，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又怎能如此难以化解？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一直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和而不同”也成为中国在与他国交往中坚持的原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强大起来的中国一定会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