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死亡对话——读袁凌《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羽商)

　　读袁凌《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毅力，如书名所言，他的文字弥漫着浓重的死亡气息，会令人窒息，甚至发狂。可以说，这是一种死亡式的阅读体验。他笔下的文字如此残酷，却又如箭镞一般，准确地击中你的心脏，然后再用铁锤一下下地击打；同时他的文字又带有巨大的魔力，让你在巨大的疼痛、流泪中，一再跟随他去经历，着魔似的一次次在他的冷静叙述中穿越。

　　在《大姨和姨爹》里，大姨和姨爹只有一副棺材，这是他们的心病——一个老年人必须要有棺材，才有靠得住的死。直到他们在一个初次下霜的夜里，洗漱完，换上干净的衣服，安静喝下农药，依然还是只有一副棺材。两年没见面的儿子顺儿草草埋葬了他们。最后袁凌写道：“乌鸦山一面坡上，埋着死去的外婆、忠家公、幺舅爷，打野鸡走火死去的早娃子。还有三岁着蛇咬丢了的转娃子。现在又添了大姨和姨夫。人渐渐都埋在土里，地面上的人越来越少了。顺儿他们埋了大姨姨爹，又走了。有天这里不会再有人。”

　　袁凌的文字冷峻而有节制，叙述死亡时，几乎没有任何感情流露，他将自己的角色完全定义为一个文字记录者。他在序中写道：“在这样的人世萧条面前，我想要做的是游戏中的记录者，请身边所有的人留下遗言。如果有人没有遗言，就记录下他们的沉默。不仅是人，也包括用另一种语言说话的狗、树木、蜜蜂和河流。到最后，我将留下遗言，自行记录，作为死亡档案的开篇，人世纪念册的封底。”

　　在袁凌的文字里，你骇然发现，人性的丑陋从未以这种赤裸裸的形式呈现在你面前。在以往的经验里，人性会有很多外在的伪饰，让你忽略掉或者被麻痹。

　　在《粪池里的普法青年》里，年轻的普法青年，在自己家的院子里，被两个穿风衣的人，从便槽里硬塞下去，哥哥虽然报案，但是派出所却说查无实据，没有调查村支书，不了了之。“在年轻人家的厕所里，我看到这个便槽，只有十来公分宽，看起来根本不可能把一个成年人塞下去。如果硬塞，只能破损骨头，和折断他的肩胛，需要如何的手法与力量……但一个热爱普法的年轻生命，确实从这里逝去了。他单纯的灵魂，被一种不受追究的暴力，强行塞入了狭窄的便槽里。”

　　读到这里，经验中所有关于人性的认知已经完全失去了参考价值。因为世界已经完全超出了你的想象。

　　而袁凌的《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正是借由文字呈现出的人性的真实面目，将人一再地逼入人性的阴暗旮旯里，不得不借此来检视自己的灵魂，然后剥除自我的层层伪饰，看到和还原一个真实的自我。

　　其实，袁凌的文字与他本人似乎有些距离。如果你见过袁凌或者跟他接触过，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他话不多，声音低沉，常常面带微笑。有时候你感觉他似乎总是在思考，似乎是游离于眼前的世界之外，或者是沉浸在大脑所存录的文字世界里。而他笔下的文字，则更多的是还原和记录，借此使你进入他的文字和经验世界，既是读者，也同时参与了他的思考和创作。这是一种共同的经历，丰富了你对死亡和人性的认知，或许这就是袁凌的写作用意。

　　“初春褐色的泥土，春雪覆盖下已有温润。没有任何杂质，是在上帝手中陶冶出来的最初样式。”只有对人性不再抱有任何的幻想，真实地看到人类的罪，借由上帝的救赎，人类才会有希望——回到起初创造的样式。我想，这大概也是袁凌写作本书的初衷。

　　去年北京冬季的真正降临，借由一场呼啸而来的五六级的北风完成。气温急剧下降，不带丝毫情感的北风以一种凶猛的气势，把京城上空盘桓已久的雾霾裹挟而去，同时也把心存幻想流连徘徊的人们，直接装入臃肿的棉衣和温室里。但袁凌在《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中却说：“在贫瘠的冬天，仍有一带田垄，完好地安放着一弯春意。没有什么势力，可以触动和更改这份希望。”

　　我想，这或许就是死亡之后对于新生盼望的隐喻——永恒的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