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藏心中的文坛记忆(李林栋)

　　《文坛记忆》的作者周明最近告诉我：“没有料到，今生做编辑工作竟至30多年，而且是在《人民文学》。这本以记叙作家、艺术家的生活与创作为主的散文集，正是多年来我同前辈作家和同辈作家朋友们交往的一些亲身感受，一些片段记忆。”如美国作家赫克斯科所说，“每个人的记忆都是自己的私人文学”，然而积半个多世纪之功，已届“夕阳”之年的周明欣然把他的“私人文学”奉献给我们广大读者了。

　　在这部书中，他倾心尽力地把那些不朽的文学大师们一一推到了我们眼前。这些都是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茅盾、巴金、冰心、叶圣陶、臧克家、艾青、丁玲、张天翼、陈白尘、曹靖华、吴伯萧、赵树理、柳青、张光年、李季、郭小川、杨沫、周而复、刘白羽、王鲁彦、秦牧、冯牧、李凖、严文井、徐迟、柯岩、黄宗英、魏巍、路遥等。据笔者粗略统计，在《文坛记忆》一书中，周明记忆所及、笔下有神的现当代名家、大家不下七八十位，其中除前述群贤之外，尚有瞿秋白、柔石、肖三、沈钧儒、曾志、于右任、沈醉等，还有艺坛精英沙飞、胡絜青、赵丹、王洛宾等，以及著名的港台诗人、作家卜少夫、周颖南、犁青、柏杨、张香华、罗兰、崔蓉芝等。

　　周明在《文坛记忆》讲述了很多难忘的往事。

　　周明在《茅盾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写道，1976年1月20日《人民文学》复刊号刚一出来，他就拿了5本新刊给相识于60年代初的茅盾先生送去。茅盾先生很高兴，对他说：“喏，我还是《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呢！”他见复刊号的《人民文学》封面用的是毛泽东的手书，问周明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周明告诉他是1962年4月写的，这次是经毛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刊用。闻此，茅盾先生说，1949年《人民文学》创刊时他就请毛主席题词。骤闻此说，周明喜出望外，立即求观。茅盾先生慨允，转身回卧室不久，即拿着一个大信封走了出来。于是周明始见毛主席一封亲笔信有道：“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毛泽东。九月二十三日。”这当然是1949年9月23日。信中所说的“写了一句话”，即后来一直被文艺界广泛刊用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词。

　　周明在《巴金一生最后一件工作》一文中写道，1979年春天，巴金曾三次出国访问。在国外耳闻目睹一些相关场馆的过程中，巴金逐渐形成了在中国也要建一座“文学馆”的念头。经此后几年的倡议与奔波，中国现代文学馆于1985年在北京西郊万寿寺正式成立。但这个地方曾是慈禧太后的一座行宫，既属应予“文保”的“古建”，其使用面积又十分有限，故几年之后便不堪其用。于是，巴老又不断为此奔波劳顿，并于1993年亲自上书中央领导同志，建议觅新址建新馆。巴老当时称这件事是他“一生最后一件工作”，“这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为此，巴老当时还做“三项决定”，以实际行动支持筹建新馆工作，其一是拿出15万元稿费做新馆筹办基金，其二是所有旧著再版时的稿费将永远转赠现代文学馆，其三是将自己藏书中的中国现代文学部分全部捐赠给现代文学馆。就是在巴老的鼎力支持下，中国现代文学馆1996年终于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块相宜之地破土动工了。但是，当时最应该也最希望出席奠基仪式的巴老却因病不能“光临”了，他只是在一封贺信中又一次发自肺腑地说：“我希望：方方面面，齐心协力，快一点建好新馆，拜托了！”后来，当中国现代文学馆经几年建设举行落成典礼时，巴老也终未实现他要来“剪彩”的夙愿。但这一切都并未影响他要做好“一生最后一件工作”的大师情怀。如今，可亲可敬的巴金老人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仍然时时刻刻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一起。在文学馆大门上有巴老的手模，每个进入这座文学殿堂的人都可以和他亲切握手；在展览大厅里，不但墙壁上有巴老题写的馆名，还有“20世纪文学大师”的巴老专展；文学馆的庭院里，还有一尊正在进行“随想”的巴金铜像，栩栩如生，近在眼前。

　　周明在《冰心的幽默》一文中写道，同冰心交谈的时候，“她总有一些轻松、随意的幽默，表现出她的平和与智慧”。例如，如果经常去北京西郊拜望老人家的周明因种种原因有一阵子没去其家了，冰心老人一定会给他打电话说：“你怎么好久没来了？就那么忙？要是你再不来，就只有瞻仰遗容了。”再如，冰心老人是上世纪的同龄人，每年10月5日是她生日。每逢此日，周明和一些作家必要登门拜府给老人家祝寿。开始一直是奉上冰心老人最喜欢的玫瑰花篮，后来谁也没想到，老人家“加码”了：“要拜寿，就应当磕头嘛！”于是，老人家92岁生日那一年，周明和吴泰昌两人高高兴兴、认认真真地给冰心老人磕过头后，她嘿嘿地笑着说：“好了，好了，起来吧！”然后又笑着说：“今天邓友梅来也磕了头。冯骥才来也磕了头——可大冯跪在地下还比我坐着高。他个儿真高！”

　　周明在《一座大山倒了》一文中写道，1975年《人民文学》复刊后，搬入北京东四八条52号办公，正好对门的71号即是当时叶圣陶先生的家。于是他这个小编辑便和叶老先生这位“大编辑”有了工作接触的可能。“当时，叶圣陶先生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周明说，“我多次拜望叶老时，几乎每次他都关心地询问起编辑部近来收到什么好稿子没有？发现了什么新作者？他的作品有何特色？等等。”叶老的这些问询除了不断激发周明做好自己编辑工作的动力，也不断激发他对叶先生几十年来是怎样做好自己编辑工作的好奇，于是他逐渐进一步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坛佳话：其一是，巴金的成名得益于叶老的发现与扶持。那是1928年秋天，时在巴黎的巴金在几个硬皮本上写下了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灭亡》，并把它寄给了国内一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叶老看到这部作品后，立即决定在次年春季的《小说月报》上连载，并亲自为它写了内容预告：“《灭亡》，巴金著，这是一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蓄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于是，年仅24岁的巴金从此登上文坛。半个多世纪以来，巴金对叶圣陶先生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每次到北京来，他总要去看望叶老，向叶老问候。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例如茅盾也曾说过，《幻灭》的“催生婆”是叶圣陶，就连“茅盾”这个笔名也是叶圣陶的“杰作”。还有施蛰存、戴望舒、臧克家、李辉英、徐盈、子冈、胡绳等，或他们的处女作为叶老所发现、发表，或他们的代表作系叶老所推荐、推出，都曾甚得叶圣陶的“编辑”之益。如果有人问起叶老的职业，他定会回答说：“我的职业，第一是编辑！”

　　在《举着生命的火把》一文中，周明说：“而我，从在大学读书时起，就对文学史很感兴趣”，因之，1969年底，当他与张天翼同在湖北咸宁一片荒野的“五七”干校又“同住一室”时，他的“记忆”派上用场了：“我何不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向他虚心求教一些知识呢？！后来，我们的话题逐渐就转移了。我问他的个人经历，创作历程，我问他的许多名篇的写作动机和构思，我问他同鲁迅先生的交往，我问他30年代文坛许多作家和作品的情况，等等。”——于是，一篇关于张天翼先生的“私人文学”便储之“记忆”并择时花开了。

　　在一卷《文坛记忆》细针密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中，我们很难见识周明自己的为文心迹。惟一的蛛丝马迹也就是在该书后记中，周明有言“我没有料到，今生做编辑工作竟至30多年”，当你进一步揣摸与欣赏这卷“私人文学”的艺术特色时，你不能不隐有一种公正的痛感。

　　是的，在《文坛记忆》中，确如识家范咏戈引王国维言有评：“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也确如著名作家石英曾经评价的那样：“周明最经常和最拿手的当属他写人物状貌、心灵轨迹、性格特点乃至不同人物身处时代与各自领域的精确定位。”这些艺术特点，仅从周明那些独具特色又深蕴华彩的文题中即可窥豹一斑，例如写曹靖华的《水流云在百年情》、写郭小川的《风定犹闻碧玉香》、写李季的《人有尽时曲未终》、写黄宗英的《插柳不叫春知道》、写陈白尘的《历尽坎坷无媚骨》、写沈醉的《岸在北京》，等等。

　　周明对自己至今走过的漫漫人生路无怨无悔。他总是对自己从事的编辑工作满怀兴趣，他总是对自己参与的各项活动十分专注，他总是对自己身负的文学使命乐在其中。据我所知，在京城文学圈，现在还有这样一段文坛佳话在悄悄地流传：几年以前，著名诗人雷抒雁还健在的时候，他曾于烟台一个会中信笔写下“打油诗”《送周明兄》：“胡子一刮，精神焕发。说过七十，好像十八。一边落叶，一边开花。人生至此，值啦值啦。”

　　“值啦值啦。”仅以此语为周明的“私人文学”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