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流放与意义解构——评吴玄《陌生人》(陆楠楠)

　　吴玄的小说《陌生人》以一个正常人的视角，讲述了一个“不正常”的人的故事。男主人公何开来从南京大学毕业后，选择回乡工作，成为政府的一名公务人员。但他很快放弃了在他人眼中安逸而前途远大的秘书职位，进入电视台工作，成为一个对于家庭毫无贡献、对于单位可有可无的人。一天，他悄无声息地从亲人的视线中消失，北上求学，却在考研之前忽然放弃。回乡后，他基本上过着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曾经动过自杀的念头，却也未付诸实施。他的人生轨迹在今日中国的背景下，似乎完全不合时宜。

　　对何开来而言，常人眼中的“事业”并不存在。他不仅不愿意适应体制，甚至不能容忍一份普通的职业所必须牺牲的最小限度的自由。但这一形象的特殊之处在于，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相应的能力。他毕业于名校，具备良好的文字能力，形象端正，起初颇受领导器重。“向下”是他主动的选择。

　　对于主流价值观念的主动背离，同样体现在他的爱情经历中。小说中写到他的数次恋爱，都是荒诞离奇、有头无尾。他对妓女不仅毫无偏见，还堂而皇之将她作为自己的女友介绍给母亲，这段感情最终因为何开来意识到“爱情”的产生而宣告结束。之后，何开来爱上了医生李少白，并成功俘获了姑娘的芳心，两人两情相悦，本可以有一段外人称羡的圆满婚姻，但他被强大的“陌生感”推开，回避身心的交流，悄然离开之后又忽然归来，最终与李少白分手。不顾家人惊异的眼光与善意的劝阻，他与相识不久、毫无共同语言的箫市蛋糕店女老板杜圆圆成婚。这段号称是为保住“心灵自由”的婚姻也并未能够保证他完全的自由，最终仍以离婚收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并不追求上进的何开来却对异性有莫名的吸引力。这既是由于他对俗事的超脱，因此显示出某种与众不同的秉性；同时，他喜欢读书思考，还曾幻想著书以传后世，商人杜圆圆就是爱上了他身上的知识分子气质。

　　表层的故事转述很有可能让我们将何开来的故事与与现实主义小说中常见的失意青年主题混为一谈。但事实上，吴玄提供的文本中，主人公并非由于生活的失意，或命运的作弄而身处困境；就连他在爱情上的失败，亦不能称之为不幸的爱情故事。因为“向下”既非生活所迫，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困扰，反而是他主动的选择。毋宁说作者在赋予了何开来高超的生存技能之后，又安排他走上一条与常人相反的道路。如果说正常人的生活是不断地得到与累积，那么，何开来的生活轨迹就是不断向下与放弃。

　　由于这部小说强大的解构力量，我们在描述和评价时必须特别注意用语，因为即便是“放弃”这样的语汇，在今天也完全可能与成功学、管理学发生关联。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何开来的“放弃”并不是为了得到。换句话说，如果说这世上大多数人的努力是为了“得到”，是为了“成功”，那么，何开来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无用”的人。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人们趋之若鹜的职位，也能不费吹灰之力赢得女性的爱慕，但他却想方设法要摆脱这一切，主动投入大多数人避之惟恐不及的“困境”。

　　值得一提的是，何开来的故事，是通过妹妹何燕来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的。也就是说，吴玄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正常人”的视角。她确保读者无法直接进入何开来的内心世界，取消了何开来自我辩护的空间，将人物形象完全交由人物的行动来呈现。几次“违规操作”，无一例外的都是为了交代何开来的感情生活。一次是何燕来从垃圾箱中发现了何开来的手稿，或者说日记。这段日记巨细靡遗地描述了他和妓女之间的交往。而另外的两次恋爱经历，由限制视角转为全知视角，并没有经过充分的技术性处理，多少显得有些粗糙。

　　何燕来的角色不仅在叙事上起到了“转述”的作用，其本身亦大有深意。这个看似正常的人物事实上也并不幸福，她的人生道路和追求与常人无异，却走得坎坷波折，屡屡受挫。福柯曾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何燕来也未能以禁闭自己的亲人们来确认自己的神智健全。或者说，她自以为的正常，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她提供的叙述视角，本身也是冷漠的，间或充满怨愤，是一个失败者的叙述。何燕来所谓的“正常”，进一步映衬出何开来的“不正常”，又引发我们对于日常生活“正常”逻辑的追问与思考。

　　何开来这样“旁逸斜出”的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上似乎并不新鲜，但实质上却是完全不同的。作者吴玄在序言中曾提到两个谱系：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以及法国文学中的“局外人”。而我的脑中还浮现出另一个人物——毛姆小说《刀锋》的主人公拉里。这个以维特根斯坦为原型的人物在毛姆笔下的众多人物中，显得尤为神秘。这个美国男孩在参加二战回来之后，四处游历，在常人眼中不务正业，对人们热衷的社会活动全无兴趣。不过，毛姆的人物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此外，虽然小说中的叙述者并不理解拉里游荡的生活意味何在，但拉里对灵魂智慧的追求是确凿无疑的。但在《陌生人》中，吴玄刻意取消了具体的历史背景，人物的经历非常简单，毫无特殊之处，也没有明确的时代性；何开来亦没有任何能够以价值与意义来衡量的终极追求。

　　《陌生人》“不正常”的背后，是一种强烈的陌生感，这与现代社会对“意义”的追寻和定义密不可分。在启蒙的时代，狄德罗笔下“拉摩的侄儿”通过对话的方式，对社会道德所形成的“伪善”(或者说表里不一)提出了质疑，并由此塑造了一个“真实”的人，这种“真实”接近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形而上的追求可以超越道德所规定的范畴。及至尼采那里，他将这一追求归结至“艺术”的表现。即便在吴玄本人，这或许也仍然是人生“意义”的出路之一。但何开来甚至连这一重可能性也主动取消了。他为了做一个无用的人，不断自我流放，选择不去深入这个社会的肌理，由此保全内心的完整。

　　“无用的人”似乎已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形成了一个谱系。相比“多余人”、“局外人”，“陌生人”或许与这个谱系更为亲近。远至阿城《棋王》中专注下棋的王一生，近至格非《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也包括吴玄本人在《玄白》中创造的“棋癫”。似乎在今天这个时代，要保全内心的完整，只有与外在世界保持坚决的不合作态度。尽管不合作未必意味着表面上的剑拔弩张，绝尘离世。当然，吴玄可能走得更远，何开来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将所谓“无用”的乌托邦也一并解构了。特里林在《诚与真》中曾分析到，现代社会重要的特征之一即是人们在不同的场合扮演各种角色，因无法卸除角色而无法与“真实”的自己坦然相处。而“社会”是一个容易实体化的概念，从它所关联的自我社会化的各种可能性而言，主动的自我边缘化也成为一种反叛的方式。然而吴玄的《陌生人》却进一步表明，自我流放在今天的社会里，不但不再具有强烈的反叛意义，甚至对“自我”亦不构成任何意义。这也是他反复强调的，《陌生人》应属于“后现代”范畴的重要原因之一。

　　吴玄小说巨大的解构力量，当然不是从《陌生人》才开始的。但如果说一个作家一生只需要一本书，我们依然希望这本书能够在《陌生人》的基础上，更丰富，更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