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关怀的乡村寓言——评关仁山长篇小说《日头》(范咏戈)

　　读关仁山《天高地厚》《麦河》之后“中国命运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日头》，在阅读感受上和前两部有很大甚至可以说质的不同。中国现当代文学原本有着深厚的乡土小说创作传统。鲁迅、茅盾、沈从文、赵树理、柳青、王汶石、路遥、陈忠实等，都从不同的视角对乡村社会、农民、乡村风俗、民情进行过各色叙述，以自己的乡村书写建构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小说想象世界。在我看来，一直以来秉承这一传统并持续关注农村题材的关仁山在《日头》中却实现了一次“变法”。自然，“变法”最大的难度是挑战对当下农村现实认知的难度。《日头》恰恰把目标定在写出农民在当代的命运起落和心灵蜕变。其次，就是要换一副笔墨，给读者带来新的阅读经验和审美愉悦。让我惊喜的是，关仁山在《日头》中兑现了对读者、对自己的承诺。《日头》以古钟为主线，以音乐“十二律”形成全篇的结构，且与宇宙的“二十八星宿”相衔接，构成全书的象征性意向。这是一部乡村寓言，但决不凌空虚蹈。在独特的、宏大高妙的叙事时空中仍然保持了他一贯鲜明的在场感。弗莱曾从神话、寓言的发生学角度指出，神话、寓言要体现出首要关怀和次要关怀。这里的首要关怀指的是和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相关联的因素；而次要关怀则是由社会契约产生的诸如信仰、价值、爱情等意识形态内容。他指出，许多情况下正是由于人类对于首要关怀得不到满足而产生不安导致焦虑才产生了神话和寓言。而惟有注入了关怀的寓言才是杰出的和能够传世的寓言。这恰恰正是当代乡土小说或曰乡土叙事的一个缺失。当代乡土小说不走出这一瓶颈就难谈发展。恰如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他又把这种创新境界总结为两句话：“斟酌乎质文之间，檃括乎雅俗之际”，达到这种境界方可“通变”，也就是创新。如果认可这样的标准，我认为《日头》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日头》以文化大革命造反冲击开始，展开了对古老日头村半个世纪以来时空跨度的描述。生活场景实体部分的叙述仍保持着现实主义质感的写作。除冀东农村民俗风貌一一呈现外，更有在城市化进展中日头村农民面临着失去土地，拆迁、经商，由原来的静态的宗法社会被现代的商业规则所改变和所剥离。乡村原有的生活秩序一夜之间被权力和金钱裹挟，被打得措手不及。如何重建和坚守正是作者的思考和诘问。日头村的古钟、魁星阁和状元槐是日头村的地标性物件，更是日头村农民的精神图腾。在小说展开的权、金两家的斗争中，最终成为日头村统治者的权桑麻要毁掉古钟、魁星阁和状元槐。除了这三个物件之外，实际上作品所寄寓的形而上的东西就是中国乡村独裁者试图摧毁传统的精神领地，重建符合自己利益的乡村秩序和政治伦理。而另一个主要人物金沐灶奋力抗争，保护古钟和状元槐并重建毁掉的魁星阁，则是对千百年来乡村的精神文化秩序和人伦道德的守候，并渴望在重建和守护中寻觅到一条有效的现代化之路。农民，从一个群体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来观照，从来就是一个对过去有着深深地迷恋的群体。中国的农村改革不仅仅是一场外在形式与制度的改革，更是一场精神内质与传统信仰的革命。《日头》最终设置的悲剧性结局，说明作者的思考和书写触到了农民艰难自省、批判的痛处，以及摆脱传统重负获得新生和解放付出的沉重代价。小说期待农民心灵解放的题旨震撼人心，具有现实的警醒意义。小说最后状元槐自焚所谓“神树归了天”、天启大钟坠地，和小说开头“文革”破坏恰恰是一个轮回。这个轮回是作家对现实成功的整体性驾驭。作者选择“文革”来破题，正是找准了近几十年中对中国农村破坏最大的“源动力”。“文革”在砸烂旧秩序的旗帜下“堂堂正正”地毁灭着农村传统的宗法文明。这当中，造反起家的人后来又成为下海的弄潮儿。因为他们失去理性的折腾，又使金钱和权力裹挟了当下的农村。《日头》将半个世纪以来的农村变迁史梳理得脉络清晰，提炼出的主题振聋发聩。与那些仅仅皮毛地触及农村困境、书写一些农民失去土地、进城困难的作品相比，显然远胜一筹。

　　昆德拉曾说过，小说家“要发现小说应当发现的”。在我看来，小说更是想象的经验，是神话、寓言的位移。过于拘泥于现实，不能展开想象的翅膀，它就没有真正发现小说应当发现的，或者说没有真正抛弃小说应当抛弃的。《日头》的“变法”在于：一方面村里实有其人的老轸头体现着日常生活叙事，同时还有一个在天上飞的“毛嘎子”。两个视角、两条线索同时行进。整部小说亦真亦幻，形上形下，共同穿越中国乡村的历史迷雾。丰厚的冀东农村的民间叙事是《日头》的底色。它始终是作品的主要支撑。比如，贯穿始终的冀东评剧。权桑麻在“文革”时期还让权国金改编剧本，把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改编成了评剧。一直到作品结束，金沐灶躺在灌木丛中的一个地坑里，那个地坑像一个墓穴，他躺在里面还哼唱着皮影戏。状述“空心村”时用到这样的冀东语言：“村里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我看着他们的脸，怪里怪气，有的像大钟，有的像倭瓜，有的像土豆，有的像玉米。”状元槐自燃成了一堆灰，日头村也建起了新村，村里的人也都上了楼。结局是那口大钟用最后的力量敲响以后，余音绕梁三日。日头村的来历，红嘴乌鸦的传说，十二律的结构方式，二十八星宿的文化底蕴，“毛嘎子”这个象征着形而上精神力量的虚幻存在，老轸头敲的古钟，以及魁星阁、状元槐整体构建起日头村的神秘文化和现代寓言，既有现实主义的泥土味与生命质感，又实现了在坚实大地上的飞翔与超越。毛嘎子从出生浑身就长满了黑毛，没长大就莫名其妙地从日头村消失了，在毛嘎子之后，老轸头的女儿火苗儿也生了一个浑身长了毛的孩子毛毛，这个孩子没有长大就淹死在河里。这两个长毛的孩子的消失和夭折，实际上是以想象暗示了在对大自然过度透支的情况下，中国乡村改革的现代化进程中，大地母亲繁殖能力的乏力。作品对当下乡村农民存在感的寻找和重新定位，做了艰难和不乏新意的思考。但作者又没有以盲目嫁接现代小说手法为乐。他立足于中国叙事、立足于中国故事，使所作的思考变得举重若轻。马克思曾深刻又生动地论述过精神和物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作为叙事艺术的小说，即便在它的古典时代，巴尔扎克也说“他一生所做的，所困难的是内容与形式的搏斗”。当代中国乡土作家，如莫言，也以其内容与形式的双重突破获得了国际声誉。关仁山的《日头》是中国乡土小说突围的又一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