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消失”的焦虑及可能性(房伟)

　　■主持人的话　　

　　“非虚构“作为近几年重要的文类和批评概 念，其背后携带的是丰富的文学动能，体现了中国当下现实与文学写作之间的直接关联，即，现实本身虽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它无时无刻不在形塑和推动着我们 的写作观念和文学想象力。当上世纪80年代已降的“虚构”逐渐乏力之时，“非虚构”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构了我们的文学版图，虽然正如房伟文章所指出的，它本 身亦问题重重。

　　——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

　　“现实消失”的焦虑及可能性

□房  伟

　　新世纪以来，“非虚构写作”已成为文坛的焦点之一。而“非虚构”概念，既来自西方的横向移植，又有文学消费的类型化影响。它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 有其必然性，也面临一系列问题。非虚构写作与现实的关系是这些问题的关键点之一，只有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才能理解中国非虚构写作的特殊性和内在困境。

　　一是文体的自由与模糊。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产生以来，不仅有纪实风格的小说被归类于此，且自传、回忆录、历史散文、社会调查等都被归于“非虚构” 行列。西方的非虚构文学诞生于文学笔法与新闻材料的深度结合，而中国的非虚构则更多表现为文学家对现有文学体制的“现实”问题的焦虑与不满。虚构和非虚构 的二分法，其实暗示着“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的失效。它的重点在“虚构”，以虚构与否来指认文学的现实性和想象性。王安忆认为，非虚构有一种现成性，它已发 生了，人们基本顺从它的安排，无条件地接受它、承认它，对它的意义要求不太高。它放弃了创造形式的劳动，也无法产生后天意义。虚构的意义则在于它的“形式 性”，在于虚构就是在一个漫长的、无秩序的时间里攫取一段，这一段“正好是”完整的。非虚构最大的好处，在于取消“现实主义”概念背后的意识形态。而最大 的坏处则在于，无论是个人化回忆录、自传，还是社会调查和社会问题小说，在客观化呈现中，主观批判性被弱化了。中国的“非虚构”概念兴起说明了文学虚构和 写实能力都出现了问题，而需要新文体来缓解危机。美国作家多克托罗认为：“已不再有小说或虚构文学，只有实实在在的叙事。”然而，如果因此断定虚构艺术在 中国的死亡，或仅把“非虚构”作为纪实文体在消费社会的变种，则会大大降低它对中国文学的实际作用。

　　二是对中国目前非虚构文学性质的认定。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与西方有相似之处，如对现实的焦虑，但也存在差异。卡波特的《冷血》是一种“后现代”的 焦虑，即在物质繁荣和民主发达的国家，人们找不到“确认自我”的方式，走向了极端虚无和毁灭。贝利的“无因”杀人大致可归于此。有沉重历史记忆的中国，其 非虚构的内在诉求主要不是对后现代的人性拯救，而是通过对现实的诉求，以个人化姿态，“询唤”出一个自由、民主、现代的“中国形象”。因此，它依然具有 “不可回避”的意识形态性。如“社会调查”类的非虚构，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不仅表现了凋敝的乡村令人震惊的现实，也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深切思考、拯救的激 情、内心的彷徨困惑，带有“体验、介入和行动”的文学活力。以“小乡村”对应“大中国”，也暗示了作者试图展现“乡土中国”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的叙述努力。 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以“中国”的大视角思考“传销”对中国的冲击。“药”是什么？是慕容雪村说的“常识”，也是一种“鲁迅式”启蒙意象：“缺乏 常识，没有起码的辨别能力；急功近利，除了钱什么都不在乎……这是传销者的肖像，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肖像。传销是社会之病，其病灶却深埋于我们的文化之 中”。又比如“回忆录类”的非虚构，齐邦媛的《巨流河》是典型的“家国叙事”，它背后有“两岸统一”的文化想象，作家以个人化视角来达到“非个人化”的， 或者说“民族国家”化的想象。此外还有小说类非虚构，如乔叶的《盖楼记》；“自传体”的非虚构，如韩石山的《既贱且辱此一生》；“回忆录体”的非虚构，如 刘亮程《飞机配件门市部》；“历史散文”类的非虚构，如祝勇的《宝座》；“历史纪实类”的非虚构，如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尽管囊括众多亚门类，表 现形态也有差异，但“非虚构”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力图通过真实的目击、记忆、材料，来还原历史或现实的某种真实形态，并深入思考民族国家命运与个人悲欢离 合的关系。文本叙事技巧上，中国的非虚构文本也体现了这些特点。例如，就叙事人称和视角而言，中国的非虚构文学多以个人化视角，集中反映现代民族国家启 蒙、人道主义的问题。如《巨流河》的主题是“献给所有为国家献身的人”，从巨流河到台湾哑口海，还是讲大中国的统一和文化乡愁。《中国在梁庄》和《中国少 了一味药》具有知识分子的理性分析，而卡波特笔下的贝利和考科特的生活则更客观、细节化，也更新闻化。

　　中国目前的非虚构文学，无论文体建设，还是内容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文体意识的不足。有些所谓“非虚构文学”，只是追求一个卖点和噱 头，其实并未摆脱“纪实文学”的影响，动辄长篇大论的议论，缺乏个人化的真情实感和血肉相连的体验，距离非虚构文体在细节真实、科学性、客观性的要求相差 甚远，而人性深度则更难以实现。比较而言，卡波特的《冷血》则将文学的描述性和新闻的客观细节性很好地结合，探索了普通人的社会悲剧的内在原因。他说： “我的目的在于用一切的小说手法和技巧来写一篇新闻报道，以叙述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但阅读起来却如同读一部小说一样。”卡波特对细节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态 度，在叙述姿态上则表现为高度的节制。例如，他写道：“一挺零点七二九寸，推拉放射的鸟枪，全新，蓝色的枪管，枪托上描绘着猎人瞄准飞雉的画面，一只手电 筒，一把钓鱼用的切鱼刀。”文体意识不足还表现在，某些非虚构文学过分追求体裁的宏大性，一方面忽略从细部入手，处理真正的个人化体验；另一方面也缺乏叙 事节制，忽略细节真实与客观性的关系，似乎只有民族国家、国计民生的“大题材”，才是所谓“非虚构”，这其实是对该文体的误解。非虚构写作的民族国家叙事 特征固然是中国非虚构文学的特色，但这种特色必须建立在个人化的真实情感基础之上，否则与传统的纪实文学、回忆录、历史散文又有什么区别呢？在中国这样现 代转型期的庞大国度，无论讨论农民生存状况，还是深究一桩发人深省的人伦惨剧、一件骇人听闻的社会事件，都有可能成为很好的非虚构文本。例如，去年发生的 “洛阳性奴案”，既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权力控制，也有经济因素、扭曲心态等，中国的“非虚构”事件，其复杂性要远远大于卡波特的《冷血》。这些丰 富的题材，同时也显示着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其实还有更广阔的空间。

　　此外，在“反映现实”的勇气和力度上，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也存在着不足。王月鹏的《一个村庄的消逝》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发生在山东的村庄土地征 用和拆迁事件，既有对粗暴行政指令的愤慨，又有对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深层思考。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一名有良知的作家，王月鹏的勇气令人敬佩。其实，目前很 多非常有特点的真实事件，其叙事资源都被新闻所占用，而我们的纯文学话语机制往往在日常化、写人性等叙事规定下对现实“视而不见”。无论农村转型、土地流 转、房地产、国企改革，还是传销、青少年犯罪、失业工人、医患纠纷、污染、城管、网络诈骗、养老、婚变、反腐败、食品安全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都急需比新闻 更具深度和广度的非虚构书写，但可惜的是，目前我们的非虚构书写力度明显不足，这也呼唤更多作家深入到现实生活中，以饱满的生命激情与高超的写作技巧，形 成对这些问题的“非虚构”反映。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将“非虚构”的资源局限于文学范围内，而应广泛汲取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问题意识、方法， 充分打开思想视野，在与不同学科领域的交流与碰撞中更深入地切入时代。

　　其实，“非虚构”与中国文学现实问题的纠缠在于，“现实观”首先是一个现代的、被询唤出来的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本质论诉求，有写实、线性时间 观、典型等一系列内在规定性法则。随着世界的发展，“现实”越来越难以为文学所把握，表象真实后常有出乎意料的存在。如鲍德里亚所说，后现代社会对“仿 真”的心理需求，使欲望成为我们制造现实表象的符号生产。“仿真”不再和现实存在发生必然联系，一切都变成了符号的自我幻想和自我刺激的循环生产。然而， 中国问题的复杂在于，这种“仿真”是和现代化过程对现实的要求并存的。一方面，很多中国大都市已进入了所谓后现代意义的仿真式生产；另一方面，很多人为了 基本的物质温饱而挣扎在生存的边缘。这种奇特的、扭结的现实，造就了中国非虚构文学面对现实时独特的价值诉求。非虚构的出现，是对中国纯文学话语机制的一 次强有力的“反思”。非虚构写作为中国文学重返现实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契机，尽管今天的非虚构写作并非尽如人意，但它毕竟给了我们文学的感动和力量，鼓舞着 我们迈向更美好的明天。

　　中国非虚构写作的问题在于文体界定不明以及文体意识、细节内容等的缺乏。此外，在“反映现实”的勇气和力度上，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也存在着不足。 作家应该深入到现实生活中，以饱满的生命激情与高超的写作技巧，形成对现实问题的反映。另一方面，应广泛汲取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问题意识、方 法，充分打开思想视野，在与不同学科领域的交流与碰撞中更深入地切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