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跨学科的视野 回归历史的现场(赵学勇 杨国伟)

——评杨琳著《回归历史的现场——延安文学传播研究（1935-1948）》

　　跨学科研究已经是时下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新方向，它甚至成为当下学科发展的一种新范型。这是因为跨学科研究更容易整合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知识联结，更好地揭示科学的本质。文学研究也不例外，借助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对文学本身以及围绕在文学周边的各种因素进行重新阐释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前沿与学术聚焦，这也是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在这个意义上，杨琳的著作《回归历史的现场——延安文学传播研究》(以下简称《归回历史的现场》)无疑是这种研究的彰显。

　　长期以来，在对延安文学的研究过程中，学界总是忽视了它的发生史、传播史和接受史，或者只作蜻蜓点水式的研究。这对于客观认识延安文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显然缺乏裨益。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延安文艺既是“五四”新文学的继承者，又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开启者。“延安文艺的形成及其演进构成了其中最重大的文化事件和文艺事件，延安文艺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逻辑发展的合理结果，又深刻影响和规范了当代文学的建构与基本走向”，“延安文艺不仅对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产生了持续、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具有突出的世界性影响，它是中国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对世界文学做出的特殊贡献”［1］。延安文学在承继者和开启者两重身份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延安时期的小说、诗歌、戏剧等融合了其时最具传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文学思维和文学优质，它的传播对延安文艺的整体性和世界性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产生深远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归历史的现场》指出，“延安文学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传播效应，更使其具有多方位考察和估量的社会史学价值”(P1)。

　　在一个信息传播与共享急遽发展的时代里，延安文学更需要我们做不断努力去丰富它的研究成果，挖掘它的深刻内涵和丰富价值。有鉴于此，《回归历史的现场》选择了从传播学视角，深入考察和探讨延安文学的发生、传播、接受等系列尚待学界解决的问题。著者以敏锐的治学眼界紧紧抓住了从文学传播视阈来研究延安文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当下，从传播学视角来研究延安文学的重要意义，正如该著指出的，它首先“突破长期以来延安文学的研究模式，拓展研究视野”(P19)，其次是“以文学的传播为研究对象，无疑会通过文学文本传播的动态过程抓住其生产和接受的核心环节，具体地说，就是更易于使研究回到历史的生动处，通过追溯作品的诞生生态、传播过程，呈现其在当时历史现场中的生成与传播，接受与影响，以探究延安革命文艺的复杂构成，也更易于通过接近‘历史文本’的原貌来接近‘文本的历史’。”(P20)因此，《回归历史的现场》不仅填补了延安文学研究的空白点，还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阈，为延安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范式。

　　著者以翔实的史料还原延安文学的传播实况，层层深入，既有宏观上准确的把握，又有微观上极其强烈和富于针对性的研究层次。论著共由六章组成，著者旁征博引，论证充分深切，视野开阔，容量厚实。总而言之，《回归历史的现场》以其丰富的史料占有为优势，深入探讨了延安文学的传播状况。一方面，它从多角度、多层面探索了延安文学的传播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深入挖掘了延安时期各类重要报纸杂志的生命过程，以及它们在延安文学传播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和所做的贡献。由于著者有机结合了这两者的关联点，才使得著作达到了“标”与“本”良好互动的研究效果。正如著者所言，“延安文学传播的标本性研究意义还在于，通过集中对一个时期特定传播生态下的文学传播现象的审视，更有益于我们超越特定的区域和时期获得关于一个时代的启示与反思，也更有益于我们反观近年来的文学传播研究热中的误区，获得方法论的启示。”(P150)因此，可以说《回归历史的现场——延安文学传播研究(1935-1948)》的出现，是从传播学视角研究延安文学的重要收获。一种新的批评范式正在形成，我们确信著者乃至学界在不久的将来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