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写”和“写什么”——再忆曹禺院长(郑榕)

2015-04-20期12版

郑榕近影

　　曹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除大量剧作外，他的创作精神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为什么他的剧作能有长久的生命力？这和他的创作愿望有密切联系。他写剧本不是受名利驱使，更不是为迎合低级趣味，去构想一些刺激观众感观的什么东西。而是有一种责任感：“对当时所处的那种社会环境，必须要重新地改造……确确实实这是出自一个作者衷心的感情哪……因此，我写了第一个叫做《雷雨》的剧本。”他写的第二个剧本是《日出》。“《日出》希望献予观众的是一个深深刻在人心里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第三个剧本是《原野》，尽管他对农民生活不太熟悉，但是他听了保姆讲到的农村暗无天日的生活和隔壁鞭打犯人的哀号后，便义无反顾地写了《原野》。

　　曾有人批评他只突出了“现象”而忘了应该突出的“现实”，曹禺虽然受过当时左翼文学的影响，但他没有简单地把艺术看做宣传手段，他坚信：人性的揭露是艺术的最高目的。他说：“作为一个戏剧创作人员，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我总觉得写戏主要是写人，用心思就是用在为何刻画人物这个问题上。”他追求能写出更多的艺术典型来，使之起到“作家可以振动你的灵魂，使你觉得人生是这样美丽，人生是这样的复杂！使你感觉有前途要前进，使你自己的灵魂高尚起来！”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才是文艺的使命。

　　解放前，曹禺曾应邀赴美讲学。临行前向茅盾求教该讲些什么，茅盾说：“文艺不仅是娱乐，还有教育作用。”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现代文学兴起。他震惊于原子武器的可悲后果，因而产生了“未来有毁灭人类和毁灭人性的危险”的悲观主义思潮。现代主义作家热衷于把表现自我作为作品的主旨，宣扬蔑视传统观念、道德准则，我行我素的超道德特征……苏联对此评估说：“一个作家对人生是怎么解释的？是否觉得人与人之间有隔阂，每个人在现在社会里都找不到自我生存是不是荒诞的现象？世界最后有没有出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是判断现代主义的主要之点，至于具体手法，任何文学潮流都是可以借鉴的。”有位批评家说：“现代派是新的，但这不是创作的艺术。新的只能是那些发现世界的，而不是掩盖这个世界的艺术。是那些进行斗争的，力图改变宇宙面目，而且确信能够使它改变的艺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精神的东西总能找到外在的社会规定性。”

　　1981年曹禺对《日出》剧组谈话时明确指出：“如果演《日出》时，把某种人演得很像，使人去欣赏甚至学习那种坏东西，而不去想过去的残酷与黑暗，这个戏就大可不演。不要让青年看完戏后，受那些恶毒、庸俗、残暴的影响。这个戏不是教人学坏的，而是要人懂得憎恶黑暗和邪恶，追求光明和美好。”

　　《日出》中的陈白露在少女时代为了追求光明和自由，踏上了寻求个性解放的道路。后来因为她对物质生活和精神刺激的强烈欲求，使她成了一名交际花，过着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不是姨太的生活，终于她对这样的生活厌倦了，不想再“玩”下去了，最后以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曹禺一再说明：“陈白露是自杀，并非是被账单逼死的，自杀也是一种反抗。”他还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发现了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

　　曹禺在暴露黑暗的同时，总是给人以希望、光明和美的追求。

　　在《北京人》的创作过程中，他曾向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读了该剧的片段，然后问：“你们听得出来这个剧本写的是什么吗？”有学生回答：“我觉得您写出了善良的人们在一片无涯的痛苦中，以抚慰别人为自己快乐的高洁的心灵。尤其是愫芳，她简直是美的化身。”曹禺说：“你理解得不错。”

　　“文革”后导演想突出瑞贞的“出走”，以后的演出突出的则是棺木和死亡。传统的中国妇女美德似乎已被人淡忘了。其实曹禺在改编巴金的《家》时，把重点从觉慧的出走转移到瑞珏和梅表姐身上，就显示了他对人性的重视。至今在我记忆中还留有当年贺孟斧在导演《家》时对梅表姐出场形象的处理———有人喊：“梅表姐来了！”一个静场，从台后方寂静的长廊上，穿过梅林走来一个身着灰绸衣裙的少妇，她上半身被一把灰绸伞遮住了，来到长廊中部，缓缓收伞，俯首回身。随着转身慢慢抬头，观众这才看到她的脸，苍白的面孔，发髻上簪着一朵白花。真个是“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舞台上“美”的创造最能感人，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久久难忘，它能培养人的高尚情操，是舞台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作者系著名表演艺术家、北京人艺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