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使乡土的“肉身”更真实(谢有顺)

　　《老生》从二十世纪早期，一直写到现在，写了中国近现代百年史四个时期的四个故事——革命、土改、“文革”、改革开放之后。故事还是发生在陕西南部的山村，前后写了几个时代的变迁，把国族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相结合起来写。四个独立的故事，以一个唱师的角色串在一起，既是散点透视，又有内在联系，这种写法，或许在文学史上并不新鲜，但对于贾平凹而言，却是一种创新，因为他开始在小说中处理真正的历史经验了。从之前只写一个月、一年的事情，到现在写百年史的中国，这不是简单地把时间拉长，而是包含着作者的一种写作旨趣，他大概想暂时从现实中跳脱出来，看远一点，从而为人和村庄的命运变迁找到新的观察视角。

　　贾平凹在《老生》中坦诚，“我有使命不敢怠”，为了使乡土的肉身更为真实，《老生》仍然不惜对现实、对日子做着社会学意义的忠实记录——这种写作变化，从《秦腔》就开始了，但很多人并不认同，也不能完全理解。读完《老生》之后，这个问题或许就明朗了：当乡土的现实形态无可挽回地在溃败，文学面对它的方式，真的只能限于审美或悼挽么？文学是否也可以对现实进行记录、勘探、考证、辨析？借由记录和还原，有没有可能触及到更为内在的乡土真实？《秦腔》之后的这十年，贾平凹的写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旺盛期，同时也创新了乡土文学的写法——《秦腔》仿写了日子的结构，以细节的洪流再现了一种总体性已经消失了的乡村生活；《带灯》貌似新笔记体，介于情节与细节之间，疏密有致，小处清楚，大处浑然，尽显生活中阳刚与阴柔、绝望与希望相交织的双重品质；《老生》则讲述了经验的历史，把物象形态与人事变迁糅合在一起来写，进而呈现一种现实的肉身是从哪里走来的。

　　这个探索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写到乡村的现状，当下的中国文学，几乎采取的都是现代化对乡土固有的美和安静的伤害，《老生》中也是如此，现代化一来，经济结构一发生变化，伦理、道德就坍塌，人心就溃散。这就是村庄必然的命运么？村庄就不配享有现代化，现代化所带来的就必然是一场灾难？

　　千百年来，乡村一直是中国的根基，它的过去几乎是静态的，生活、生产方式一成不变，伦理结构也古老、稳固，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各种观念纷至沓来，各种变革也轮番在这里实验，但乡土的命运却不仅没有变好，甚至还显得更加晦暗。它的沉实和美正在消失，而自身的惰性和痼疾却正在生长；加上政策的多变、基层的胡来，乡土中国的地基已经松动，一些伟大的乡土品质正在死亡。孟德拉斯曾经这样分析农民、农业的消失，“与其说是由于经济力量的作用，毋宁说是由于把并非为农业而制定的分析方法、立法措施和行政决策运用于农业。”这个看法或许是一种社会学的理性分析，但对文学写作未尝没有参考价值。过去我们在讲述乡土中国时，总是从伦理、审美的角度去写，无非是表达一种令人心疼的美，一个质朴、自然的世界的消失，但乡土中国的困境真的只是审美的溃败或现代化对自然的掠夺么？造成乡村衰亡的原因真的是如此单一么？如果只是把乡村当做审美的对象，或许很容易就会得出这个结论，但如果看到乡村是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生活体，我们就会发现，乡村的变化，不仅是审美意义上的变化，它也是生活方式和价值方式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具体的，它需要有实证意义上的细节、场景作为支撑。甚至可以说，要写出这种变化的实质，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和审美的悼挽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贾平凹的《老生》，包括他之前的《秦腔》、《带灯》，我认为对观察中国乡土现实的变化，有着特别的意义，这不仅在于他呈现出了中国乡村的世情、世貌，更重要的是，他也回答和思索了孟德拉斯式的疑问——政策和制度的不合身，甚至失误，对于乡土的溃败，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乡土问题的复杂，尤其是现代化侵入以来，单从文化和乡情的角度，已经很难全面解读乡村的变迁；而贾平凹的写作，除了文化和乡情的关怀，他还描写乡村的经济活动，呈现“并非为农业而制定的分析方法、立法措施和行政决策运用于农业”之后的现状，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现实感？这种现实感，在当下中国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是非常匮乏的品质。它看起来是很不文学的，但它又是文学必须面对的另一种坚硬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