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困惑和尴尬(阎真)

——谈《沧浪之水》《活着之上》的创作

　　◎资本逻辑——功利主义与利润最大化变成了文化的逻辑，变成了我们的价值逻辑。市场以它不动声色的解构性对知识分子提出挑战。

　　◎知识分子有责任为社会的信念建设做出自己的努力，因为他们是价值的制定者和传播者，他们不进行这种努力，就更不能指望别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沧浪之水》出版有13年，已经出了66版， 《活着之上》是刚出版，获得了路遥文学奖。中国知识分子的话题很大，我在小说中选择了特定的角度，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当下的处境和心境，写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语境中的困惑和尴尬。

　　市场经济和权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型话语，在这两者的挤压之下，人文话语是否还有一定的价值空间？精神的价值是否还有现实的依据？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有一种比较普遍的人格分裂，他们不能像商人一样开口就说利润最大化，但是他们所存在的人文话语在经济和权力这种体系中，可操作性又很差。没有人能够因为人格、精神和心灵的理由放弃自我的成长、开拓与生存空间的操作，好比评职称、评课程、发论文，别人都在拜访有关的人，你敢说我人格高一等，不屑于这样做？单位有职位的空缺，你是不是要稍微活动一下？子女要考大学考研究生，要考自主招生等等，是不是要去疏通一下关系？这种人格分裂我自己也有。我写的小说《活着之上》谈到要珍视精神价值，但有时具体事情还是要靠人情关系才能解决现实问题。一种抽象道理的操作性往往很差，这就是我说的困扰和尴尬。

　　他们在空旷寂寥苍凉广阔的历史瞬间茕茕孑立，成为我们民族心灵史上最有色彩的那一道风景

　　1996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曾在天涯》 ，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再想写什么的时候就找不到话题了。有一天晚上我失眠，就随手拿了一本《李白传》消磨时光，薄薄的一本书慢慢看进去，到天亮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下了眼泪，凉凉的一滴。李白这样一个千古奇才，晚景那样凄凉，天下之大没有他的容身之地，四处漂泊，沿门托钵，临终时已经是贫病交加、穷途末路，最后就死在漂泊的途中。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苏东坡、曹雪芹，到嵇康、柳宗元、关汉卿、辛弃疾、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包括朱熹、王阳明、蒲松龄等等，几乎所有的文化巨人无一例外被厄运牢牢跟定，笼罩于卑微、孤寂、贫穷、排挤、流放、杀害等境遇，这是他们的宿命。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是哪一人对哪一人的伤害，这是文化机制所致，个人行为不可能持续几千年。他们是创造者，特别是第一流的创造，不但需要天才，更需要心灵和真诚，以及人格的坚挺。他们不能也不会放弃原则，察言观色、见风转舵地活着，因为那样的姿态就是心态上的小人。小人没有舒展的心灵，而是闭塞的，是唯利是图的，那种心态不可能成就伟大的创造。但正是那种真诚和坚挺给他们带来了命运的凄凉。

　　几千年过去了，无限的时间在今天像几页教科书一样被轻轻地翻过，我在想这些伟大的创造者，他们有什么理由要做出那样的选择，使自己的一生都这么凄凉？他们选择了被排挤的人生道路，这种选择既不能改变世界的面貌，也不能改变自我的命运，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唯一的理由就是心灵的理由，不愿像一个奴才一样察言观色地生活，不愿意为了生存的需要放弃自己心灵的高洁。

　　所以说这些纯粹为了心灵的理由而坚守的人，他们在空旷寂寥苍凉广阔的历史瞬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他们带着永恒的悲怆与永恒的骄傲成为我们民族心灵史上最有色彩的那一道风景，这似乎就是我写一部关于知识分子作品最初的冲动。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从来就跟功利主义保持距离保持警惕。但历史上也有另外一种人生，就是以个人功利为出发点，似乎我就应该写一部批判性的小说，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相当程度的世俗化进行批判。但是进入构思我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毕竟时代不同了。如果今天还提倡把文化巨人作为绝对的榜样，这种过高的要求走向反而成为一种精神上的暴力。

　　当市场以它无孔不入的力量规定了人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人文精神到底还有多大的操作空间

　　当下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的确有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的精神上遭到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动摇了他们的生存根基，这是历史的大变局，而中国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几年就适应了，平静得似乎没有什么激烈的斗争。退守个人的生存空间，几千年来从来没有成为知识分子的主体主流选择。西方有一种说法就是知识分子死了，在市场霸权、技术霸权的压抑下，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我的身份特征，即责任意识与人格意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都在把目光转向自我的生存，这种姿态使人格和道德的底线有所下降，结果就是很多人在灰色地带上下起伏，人们对这个社会的公正相当普遍地没有信心，潜规则变成我们生活中最具有操作效率的规则，具体的例子，几乎每个人都会经常碰到。

　　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结构，它也是一个价值系统，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市场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型话语，具有似乎至高无上的话语霸权，资本逻辑——功利主义与利润最大化变成了文化的逻辑，变成了我们的价值逻辑。市场以它不动声色的解构性对知识分子提出挑战。当市场以它无孔不入的力量规定了人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人文精神到底还有多大的操作空间？我没有力量回答这些问题，我只是提出问题，通过自己的小说提出问题，问自己，请教别人。

　　我们的幸运和不幸都是在世纪之交遭遇了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解放人们的思想，但也取消了崇高

　　《沧浪之水》写的是现实对人温柔的强制性同化、功利主义对人强大的牵引和负面的改造这一话题，我把它比作一个生物在蜗牛壳里待久了，就长成蜗牛的形状。 《沧浪之水》有清有浊，清兮浊兮。我以理解的态度去表现主人翁池大为，他要生存，不得不顺应生活中种种潜规则，虽然这样做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但他别无选择。

　　从《沧浪之水》发表到动笔写《活着之上》大概是10年的时间。3年前动笔写《活着之上》的时候，我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这样一种世俗化还在进一步发展，一定程度上，这成为一种既定的文化格局。在这种格局中潜规则越来越广泛深入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如果一个人不按照潜规则办事，就会失去很多机会，甚至寸步难行；碰到事情来了，第一个想法就是找关系找熟人，没有关系没有熟人的就利益交换，金钱开路。在大学里，凭我自己的经验，一篇论文如果想投到好一点刊物，如果是自然来稿，编辑几乎看都来不及看。潜规则操纵控制我们生活的太多方面，一个豆芽菜的权力都要搞寻租，丧失底线已经成为了常态，我们这个社会相信潜规则的人比相信公平的人可能要更多。

　　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及由这种方式决定的行动原则，可以说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我们不能反对一个人去追求功利，也反对不了，所以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世俗化也可以理解。其实一切道理他都懂得，但是到自己面前，他们也只能按照潜规则去操作。《活着之上》就是想通过小说来表现社会的状态和心态，通过凡人小事来表现社会生活的这些命题。

　　有读者看了《活着之上》 ，觉得主人翁聂致远智商很高情商很低，觉得他该求人就求，该送礼就送，活着就是一切，为了更好地活着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也是无可厚非的。按照这种标准，屈原是情商很低的人，陶渊明也是情商很低的人，岳飞的情商还没有秦桧的高。这都是相对主义给人们带来的价值误区。在我看来价值的绝对性是存在的，哪怕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也是存在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相对主义成为一种思想方式，相对主义解放人们的思想，但也取消了崇高。所以在《沧浪之水》我提到，我们的幸运和不幸都是在世纪之交遭遇了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在反抗暴政、反对绝对权威的时候，是非常有效的。但在建设性方面，在这种社会什么东西都建构不起来，也没有神圣性没有崇高性。

　　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但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

　　有一个朋友看到了《活着之上》 ，认为我推崇的那些精神价值，在现实生活中间很难平衡功利主义的冲动。这就像一杆秤，它要称的物品太重，秤砣分量不够，就平衡不了，这也是在我写作中最大的纠结。我一边写一边想，写这些东西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时代相距太远，连我自己心里都感觉不踏实。但让我写下来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所敬仰的那些文化英雄是真实的存在，他们一点都不虚幻，如果说我们把他们指为虚幻，说他们是在古代而我们是在现代社会，跟他们切割，那是我们自己精神上出了问题。在小说结尾我这样写道，毕竟在自我活着之上，还有先行者用自己的人生昭示意义和价值，否定了这种意义，一个人就成了弃婴，再也找不到心灵的家园。曹雪芹他们是真实而强大的存在，不论有什么理由，我们都不能说他是他，我是我，更不能把他们指为虚幻，这种精神联系还是存在的，而不能完全切割。

　　第二点，我身边一些同事朋友他们也活得很从容，该干什么干什么，想申请课程就申请，想发表文章就发表文章，实在发不了就算了，就守着这样一个副教授的职称也可以，他没有那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秤砣虽小，但它总还是一种平衡的力量，这种平衡的力量就是我这个小说中的理想主义，所以有人说小说带有一点堂吉诃德的味道。功利主义有它的合理性，欲望也有它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合理性不是无边无际的，他们不能任性也不能野蛮生长，总需要有一种平衡的力量。中庸之道就是中国哲学的智慧，这种思维方式兼顾两头，不走极端，成为有稳定的价值选择和价值标准。还是要承认人的欲望，承认人的功利主义有一定的合理性。

　　有人给《活着之上》写了一篇评论，说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模范社会，这个模范社会在我们今天已经腐化和没落，这在我看来有点激烈。 《活着之上》的主人翁聂致远还坚守着做人的底线，虽然只是一个底线但是已经非常艰难。在我们这个社会坚持底线的知识分子还是很多的，有时候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妥协一下，不得不在潜规则的边缘走一下，但是能够坚守的底线还是比较多的。知识分子有责任为社会的信念建设做出自己的努力，因为他们是价值的制定者和传播者，他们不进行这种努力，就更不能指望别人来承担这个责任，在我看来最基础性的、最起码的努力就是坚守职业道德。公务员也好、医生教师也好，在职业道德这一点上必须站稳自己的立场，坚守职业道德也有生存需求和良知的冲突。

　　我小说的中间有这么一段话，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但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这是我们每个人在自己一生中都会碰到的问题，都要做出抉择甚至是艰难抉择的问题，如果这个抉择对你来说艰难，证明你的良知还没有泯灭。

　　(本文为路遥文学奖文学周活动中，阎真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之邀进行“我与路遥传统”的讲座发言摘编，王渝整理，文章标题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