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斗士”与“隐士”(周南焱)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本周内多位文学艺术家去世，最知名的当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就在上月下旬，另一位诺奖得主特朗斯特罗默也已仙逝。如今健在的诺尔贝文学奖得主，总数不过十几位，不到一个月就连续减少两位，不能不令人唏嘘。格拉斯、特朗斯特罗默都活到八十多岁的高龄，都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大师，他们用各自的书写留下了文学见证。

　　格拉斯去世的消息明显更热闹，特朗斯特罗默更寂寞一些，这也符合两个人的作品和处世风格。格拉斯逝世后，德国之声称其为“一位斗士”。格拉斯喜欢以笔为枪，探讨热点政治话题，堪称一个作家型公共知识分子。他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批判纳粹罪责问题，批评两德统一后的社会问题，笔锋相当犀利，常常让老百姓感觉替自己出了一口气。

　　与格拉斯热衷于政治不一样，特朗斯特罗默一生大部分时间住在波罗的海的岛上，他的住所是一所有上百年历史的蓝房子。特朗斯特罗默的生活远离大城市，他也被一些中国评论家称为瑞典的陶潜、王维。他并非刻意隐居，只是随性而已，他的诗歌也很纯粹，很少直接介入社会政治。一直对政治保持警觉的特朗斯特罗默，在社会风气激进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不少同行指责为“保守分子”，这让他非常难过。

　　大约不论中西方，公众都期望作家做一个“斗士”，成为“良知”的化身。斗士型的作家容易获得公众的关注和好感，但也同样容易遭到挑剔。格拉斯暮年披露自己少年时期参加过纳粹党卫军的经历，虽然没干过什么坏事，但立刻招来无数炮轰。大众对斗士有更高的道德要求，作家的履历要是有道德瑕疵，又怎么有资格去批评别人呢？然而，文学大师亦非圣人，怎么可能完美无缺。大众要求作家去当斗士，还要树立完美形象，这只是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而已。

　　一个作家、诗人的使命在于写出好作品，选择当斗士或隐士，这是他们的自由，不应受到道德谴责。比如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时，曾有很多人指责他不敢针砭当今时弊，属于一个犬儒分子。这跟当年特朗斯特罗默受到的苛责，没什么本质区别。斗士型的作家当然更值得公众尊敬，但隐士型或不充当公知的作家只要守住道德底线，精心创作自己的作品，就是尽到了本分。

　　其实，对一个作家来说，有时做一个“隐士”需要更大的勇气。如沈从文算不上斗士，在上世纪50年代后从主流文坛消失，但他却默默从事中华服饰史研究，并作出了杰出贡献。这类甘于边缘的“隐士”，内心更需笃定，可能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勇士。特朗斯特罗默也正因为超越政治，让他在文学世界中有了更通透更明亮的眼睛，作品更通向永恒。

　　文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远不是非此即彼那样简单，也非简单的政治和道德立场划分。笔者在大学时期抄写过格拉斯的一句话：“诗不懂何谓妥协，但我们则靠妥协为生；谁能有为地承担两者，谁便是愚人并改变世界。”今天看来，这句话仍然是有效的，它诠释了作家、诗人的文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