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护士万红》：英雄·天使·红(戴瑶琴)

严歌苓

　　严歌苓的《护士万红》再次回归了擅长的军旅故事。小说通过讲述护士万红与英雄张谷雨之间的不寻常经历，再度唤起读者对英雄的凝视和对奉献的歌 颂。作家将新颖的创作视角植入一个平实的现实故事，社会、人、人性，不同层面上真与假、虚与实之间的对比赋予了小说浓郁的故事性和紧致的可读性，故而将作 品与中国当代小说传统的褒奖英雄主义、颂扬乐观主义区别开来，在新时代散发出别致的文学光泽。

　　苏珊·桑塔格说读者需要作家让其体验到罕见的情感和危险的感受。《护士万红》一个很巧妙的设计是主人公张谷雨是植物人，一切实际的宏大的英雄光 环赋予他，对于他本人而言，其实都是无意义的，因为生存本身已无意义。他的荣耀在给予他身边人意义，由他们去接受与消费。张谷雨的人格魅力根植于他心中始 终涌动着英雄主义的感召，无论是带兵还是做人。但这份英雄主义的崇高只是由他的躯壳在承载。妻子、兄弟、战友，他们对英雄主义更像是一种投机。玉枝将张谷 雨弃置在医院，却心安理得地每月领着他的工资，与锅炉工小乔暗通款曲；秦政委得益于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的政治效应，由此平步青云；56野战医院因为接纳了 张谷雨，进而获得了社会资源的优先配置；张谷雨的弟弟争夺了他的全部安置费后，却不再惦记这个静默的生命。英雄最终消逝了，而身边人都被“英雄”这个称号 滋养得珠圆玉润。

　　小说中，花生与父亲之间的几次互动，深刻地传达出英雄的悲凉和他作为父亲的悲哀。手指动作、微表情、一滴滑落的眼泪，是张谷雨在沉默地表达着他 的父爱。而花生对植物人的理解只是物件，他不明白什么叫“英雄”，他认为英雄主义就是和小伙伴“打仗”时，将父亲从医院病房偷出来，滑稽装扮后，作为共同 玩耍的道具。“张谷雨摆成端坐的样子，靠着墙，身上套了件黑胶皮斗篷式雨衣。他的面孔给雨帽遮在阴影里，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灰色。他的两只手也给摆出了姿 态：似乎随时会掷出手里的木制手榴弹。”如果张谷雨在事故中确实牺牲了，那么小说的故事性还不会这样浓烈，就是因为他活着，始终在痛苦地任由别人践踏却同 时享受他的荣誉，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植物人，成为一个巨大的叙事容器，可以装载悲剧、喜剧、英雄、凡人，延伸出各种故事发展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它可 以是一种精神支柱，容纳着绝望与希望，展示人在生死边缘的处境，探讨英雄主义在当代的意义。

　　张谷雨的英雄主义精神因宣传而一再飘浮和虚化，这时护士万红出现了，她的信念是帮助植物人张连长维护这份只属于英雄的尊严，也同时捍卫自己心中 的英雄主义。她的坚持经陈记者的文学作品《普通天使》被扩散为无私，通过媒体，一个信奉英雄主义的平凡女人经过十几年的无悔奉献成为真正落实英雄主义的天 使。莫言在谈及他创作《我们的荆轲》时说写作是盯着人写，写人的成长与觉悟，写人对“高人”境界的追求。万红带着两个执著成为了“天使”：她执著地相信张 谷雨不是植物人；她执著地跟随张谷雨，哪怕荒废一生。万红一再近乎疯狂地寻找证据来证实张连长不是植物人，根本原因在于这正是她确定英雄主义存在的方式， 也是证实自己人生观正确性的确凿无疑的方式。没有信念的人无法接受她的行为，所以在她身边播撒流言蜚语，议论她与植物人的暧昧情愫，揣度她在“英雄”称号 下收获利益。与她亲近的吴医生事实上也将其举止视作荒诞与癫狂，他之所以被感动、被吸引是因为万红人性中的真善美，但他始终没有能走进万红的内心，了解信 念对于她生命意义的决定性。

　　万红与张谷雨之间的关系，是小说很难处理的一个环节，而严歌苓写得很巧妙。万红捕捉到了张谷雨太多、太真切的生存细节，因此，张连长是不是植物 人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吴医生代表着科学，万红代表着情感，当科学证实张谷雨已是不可逆的植物人状态，张谷雨的每一项生理反应和心理变化都是由万红坚定地 叙述的，其实都是万红真实自我的一种投射。植物人不经意间成为她自我表达的媒介，他展示万红的知识、体验和价值。小说很机智，万红对张连长的情感，不是来 自本人的告白，而是在万红的观测和猜测下，通过植物人张谷雨的肢体、情绪陈述出来。读者由此恍然大悟，她对这位张谷雨的感情，混合着崇拜、尊重和些许的爱 慕。英雄主义在万红心里是平凡的、持久的，它没有壮丽的外衣，张谷雨就是容纳万红英雄信念的实体。她从小“深藏着一个梦想，长大嫁个小连长，在外勇猛粗 鲁，在家多情如诗人。她将陪他从连长做起，做到营长，再到团长，她陪他去边疆，去前沿，最后看着他成为将军……假如他作战受伤，或残废了，那似乎更称她的 心，她的万般柔情就更有了去处”。英雄与天使“相互为伴，心息相通”，互相依赖，融为一体。因此，从本质上看，万红舍弃不了张谷雨，无论在搬迁中还是山洪 中，她都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把他守护住。他俩是居住在共同信念里的同一个人，如同《呼啸山庄》里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万红就是英雄的具象化、人格化。最终 将虚妄转变为真相的按钮，是张谷雨按下的。如同“薛定谔的猫”，他的死亡彻底终结了万红、吴医生、秦政委、老院长、陈记者对植物人生死叠加态的争执与猜 想。

　　万红这个洋溢着正能量的名字体现着时代的印记，她不仅是朝气蓬勃的，而且是心无杂念的。在小说呈现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红”对于中国，还具 有独特的政治意义，它象征着斗志与革命。万红的“红”首先是表象的，她年轻、美丽、充满激情，这抹红色，跳动在了无生气的56野战医院里。其次是内在的， 她富有激情和理想，秉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成为英雄主义的时代践行者。另外，万红完美，无怨无悔的奉献是她价值观的体现。当张谷雨真正死亡后，她收藏哀伤 投入新的救援工作，保护更多的处于生死之间的生命是她恒定的精神寄托。万红最大的痛苦，不是失去了青春和爱情，而是每一个倾听对象都只从植物人故事中各取 所需，而毫不理会她发现的“活着”，这暗示着社会对英雄主义的主动遗忘和自觉回避。2005年夏天，劳伦斯·吴回到美国，向父亲吴医生描述56野战医院所 在川滇交界小城里女孩们的种种“垮掉”，这从侧面更加突显了万红人格在现时的珍贵。

　　小说还有很多细微但饶有意味的细节处理。56野战医院设立在一所被弃置的教堂，而它的最终拆除是因为还原教堂。教堂的砖瓦里浸润着信仰，医院是 在信仰的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在十几年的光阴里，它享有英雄的光荣却也珍藏着英雄的信念。医院的拆迁彻底打碎了形式化的英雄主义，复原教堂更深层的意义或许 来自信念的重建。

　　几度易稿后，在2015年，严歌苓通过《护士万红》，凝视与反思“英雄”的生命和“英雄”的行为，更是郑重地将英雄主义寄托在万红身上，等待它在当下的复活和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