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是文艺评论者的基本操守(管卫中)

　　时下的文艺创作情况如何？从表面上看，可以说是红红火火，热热闹闹。仅就文学创作而言，作者、作品的数量较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大幅增加。60后、70后两个庞大的作家群已经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军，80后、90后的新生代作家也层出不穷。更有难以计数的民间写作者群体在写作。长篇小说的年出版量早已超过1000部，平均每天生产3部多。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数量难计其数。作品首发式、作家研讨会、各种题目的讨论会时时都有。文学评奖名目接近百种，成批的作品在获奖，奖金数额在逐年增长。

　　但是，仔细阅读即可发现，在海量的产品中，真正高质量的作品却如凤毛麟角，难得一遇，甚至获奖作品也有鱼龙混杂之嫌。这种现象下面，隐藏着什么奥秘？令人颇费思量。

　　这里面，文学评论的随声附和、缺少作为，恐怕是因素之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学评论家大都成了好好先生，评论文章大都衍变成了挖空心思的表扬文字。敢说真话、有真见地的评论难得一见。在一片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氛围中，文学创作中深藏的一些弊病、问题不被察觉或视而不见。创作似乎处在一种表面繁荣、内忧被遮蔽的状态之中。

　　在这样的局面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学批评要倡导“讲真话、讲道理”的意见，切中时弊，恰逢其时。

　　评论风气的异化，当然跟时下的社会氛围有关。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评论常常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启迪？因为那是一个崇尚思想、说话真诚的年代，有一种很养人的风气。而当下崇尚名气、利益，讲人情、拉关系的风气也深深渗进了文艺界。大量的作家们被风气裹挟，不再是为表达感受、认知而写作，而是挖空心思谋出名。评论者们也有私交，也有私心，为了照顾各种关系、面子，也难免抛开真感受、隐藏真思索，说违心话，做违心事。

　　评论的主要职责是沙里淘金，发现真正优秀的作品、作家，对肤浅的、平庸的、粗糙的作品敢于摇头，对某些深藏的弊病敢于明白挑出。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尽量出于公心，始终秉持一种对文学、对读者负责任的公平之心，就要不怕得罪名人、朋友。说真话，本是评论者应毕生坚守的基本操守。不说真话，满脑子文学以外的杂念，你的评论便毫无价值。当一部滋味寡淡的作品、一位二三流的作者被我们统统吹捧成了不凡之作、一流作家的时候，当文坛上满目皆是杰作、皆是优秀作家而没有差异的时候，这样的描述就是远离文学创作真相的，评论者也就变成了谎言制造者。这样的评论，还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们把层出不穷的文学作品比作山坡上的一大片森林，那么这片森林是由参天大树、特异树种、正在生长中的中小树、次生林以及草丛野花共同构成的。文学评论的另一职责就是全面观照整个森林的生态系统，准确地描述全景及其变化，为文学史提供第一手可靠的考察报告。而当我们的眼睛只习惯于追逐一时走红的少数作家，并且众口一词，锦上添花，而忽略了大量非明星的和不屑于自我炒作的作家，忽略了那些非主流的作家和文学现象的时候，也即只见部分树木而不见森林全貌的时候，这样的研究是眼界狭小的、功利的，是有缺陷的。我想，与其说言不由衷的好听话，看风向说话，说别人说过千百次的套话、空话，那还不如什么都不说。我们的祖先说的“修辞立其诚”“我手写我心”，仍然是评论写作的准则。心中没有底线，那所谓评论就是对读者的一种欺骗。

　　说真话的另一个考量标准是，你有没有能力说出一点有价值的真话。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对一部作品、一位作家、一种文学现象、一个时代的文学变迁信号做出比较精当的艺术判断。随意的、偏激的、不准确的真话同样没有价值。这就考验我们的专业能力，就像面对一个病人，特别是疑难病患，要考验一个医生的判断能力一样。而能力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关乎一个人的艺术直觉，关乎学识、学术素养、对现实的见识甚至个人经历。人们误以为评论是读完作品拿起笔来就可以洋洋洒洒写它一大篇的，那样的评论，只能是一篇读后感或者解说词。评论能力问题，是作家们常常对评论者投以怀疑的目光的地方。评论者们总是急急忙忙写评论而后想办法发表，却忽略内功的修炼。事实上，评论的经验和能力，需要像古董鉴别师、马拉松运动员、书法大家一样长期修炼、积累。评论者不能像杀猪匠一样，永远只有那么一点手艺，遇到什么样的猪都如法对付，按程序开膛破肚、条分缕析。

　　作为现实中人的评论者，能否做到不起俗念、不羡慕名利，独自秉持一种评论者的操守？这对于评论者是一个长期的人格考验。评论者当然不是圣人，但既然要拿起评论之笔，就应当尽量减少一点俗念，多一分自己的判断和思想；少一点私情，多一点公心。在这两个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说一点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