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路遥的传奇友谊(曹谷溪)

　　1970年夏，诗人谷溪(右)和路遥在延川黄河畔合影

　　一个作家的成长，需要生活的、思想的、艺术的诸多营养，更需要生命的、感情的诸多真切的体验。否则，他就难以成为一个作家，更难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我和路遥的传奇友谊，就交织着我们许多宝贵的生命体验。

　　有媒体说：在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全国热播期间，我对记者“骄傲地说，路遥是我的学生”。这纯属误听、误记或者将别人的话放在了我的名下。特别是加以“骄傲地”修饰，更令人啼笑皆非。

　　我曾在许多场合说过：“成功是成功者主体的成功，任何一只伟大的母鸡也无法将一颗鹅卵石孵成小鸡！”当然，一个人如若得不到成功的机遇，或者成功必要的外部条件，成功亦然是一句空话。

　　我常想，我是陕北最幸运的一个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生活在陕北这一块生长民歌、生长爱情、生长英雄的高天厚土，所以，十来岁就参加村上的秧歌队说快板，唱秧歌。以后又从写民歌逐步走上写诗的路子。由于《延安文学》这个平台，使自己有幸结识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活跃中国文坛的胡风、丁玲、艾青、萧军、臧克家和四五十年代的魏巍、贺敬之、柳青、杜鹏程、李若冰等等著名作家，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教导和关怀，使我踩着巨人的肩膀能够一步步攀登文学之峰。

　　路遥也是幸运者，由于家庭贫困，七八岁上父亲王玉宽就将他从清涧王家堡老家过继到延川县郭家沟的伯父王玉德。养母李桂英，行乞讨饭供他上完了小学和中学。如若没有“饥饿”的真切体验，“贫困”的丰富营养，哪里会有他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

　　可是如若没有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经历，哪会有他获奖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

　　其实，在文革的初期和中期，我和路遥仅是相互知名，并不认识。那个时候他还没用“路遥”这两个字的笔名，他叫王卫国，在小小的延川县威名大震。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也是这个县的“名人”。1962年高中毕业，我们是延川中学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由于家庭贫困，没有参加高考，就当了这个县贺家湾公社的炊事员。有人戏称我是“延川县文化水平最高，烹饪技术最低的炊事员”！

　　1965年，我非常荣幸地出席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我是这个县唯一听取并传达过彭真、周扬报告的文学青年。于是，在文革中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彭真、周扬的“小爬虫”和“黑爪牙”。

　　应该说，我和路遥从前是“仇人”。可是，之后竟成了朋友，而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路遥文集》第二部中有一篇题为《土地的寻觅》的文章，路遥记叙了和我交往的传奇故事——

　　我和谷溪初期相识在文化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而在这幕戏剧中我们扮演的角色原来是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畏的斗争，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寂寥。文化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个久违了的字眼)……共同的爱好使我们抛弃了派别的偏见，一起热心地投入到一个清风习习的新天地里，忘却了那场多年做不完的噩梦。(《路遥文集》第二卷469页)

　　1970年春，路遥的革委会副主任被免掉了，他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回到了他的郭家沟村。女作家刘凤梅是路遥的干姐姐(其父刘俊宽和路遥的伯父是结拜弟兄)。她告诉我，有一次她回家见到路遥穿一身白衣服，腰里系一条麻绳。问他给谁戴孝？他说，给自己戴孝。这事令人心疼。

　　1969年，我已从贾家坪公社调回县革委会。由“知青专干”成了通讯干事。由于通讯组人手不足，革委会容许通讯组经常带两个学员脱产学习。路遥是通讯组的第一个学员，每月18.5元误工补贴。当时，革委会机关除军代表外，全部宿办合一，路遥就和我住在一个窑洞里。

　　我看到路遥的第一首诗，是几句顺口溜：

　　明明感冒发高烧，干活尽往人前跑；

　　书记劝，队长说，谁说他就和谁吵，

　　学大寨就要拼命的干，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1970年仲夏，我和路遥到张家河公社新胜古采访。不仅将他的诗，抄写在这个大队的黑板报上，还留下了那张路遥最喜欢的照片。

　　那年盛夏，我和路遥两人骑一辆自行车从县城到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采风。这是一辆没有护链板、没有车铃、没有后衣架、没有前后刮泥板和刹车的自行车。也就是说，这个自行车是再少一个零件就无法行走的破车！

　　那时候，我29岁，路遥21岁。当时，两个人都很消瘦。我俩轮流骑车，他骑时，我坐在自行车的前梁上，下坡时用右脚刹车；我骑时，他坐在前梁上……

　　中午时分，我俩顶着炙热的阳光推着自行车爬上“牛木原”，又渴又饿。不时停下来四处眺望。突然看见不远处的一棵桃李子树下正有一老农劳作，我俩不约而同地咽着口水向桃李子树走去。老人见有陌生的行人走来，便热情地招呼我们快吃李子。我俩狼吞虎咽地吃了不少，我非常不好意思地给老人递过去两毛钱。

　　老人硬给路遥的军用挂包里又装了60颗李子。我说吃了那么多，给两毛钱，实在太少了。老人说，在树下吃几颗李子还能要钱？这60颗李子是两毛钱买的。我俩再三推辞，老人死活不依。40多年了，那位老人的桃李子，至今余味未尽！

　　我和路遥都急于赶到目的地。在公社吃过晚饭，天色已晚了。谢绝了公社干部的挽留，饭碗一摞，又骑车出发。公社到新胜古只有15华里，除五六里山路外，其余路段都可以骑车。原想一个来小时就可到达，万万想不到上山后迷了路。由两个人轮流骑车变成了轮流扛车；自带的一个手电筒电池严重不足，两米外便失去光亮。在黑暗中，我们扛着自行车上山下洼好几回，终于在凌晨一点钟才赶到村里。

　　1992年9月，路遥患肝硬化腹水，由延安地区人民医院转到了西安西京医院。转院前，他要我把我们在黄河畔的合影给他放大一张。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也正是这张照片，伴随他走完了42年有限生命中最后的71天！

　　总之，从我认识路遥到他逝世的20多年里，他是我家的常客。有一年大年三十，他就和他的未婚妻林达两个人骑一辆自行车回郭家沟大妈家吃年夜饭。只住一晚，第二天上午就骑自行车60多华里到贾家坪公社的刘家沟找我。本来，当地风俗是大年初一不出门，可是路遥不管这些，有人说“路遥从来不按套路出牌”。一来就不走了，一直住到春节收假我们三个人一起到县城上班。

　　还有一个小故事。1980年我写了一封批评路遥的信，被他的弟弟王天乐偷看了，并告诉他母亲说：“不知为什么，曹谷溪好像和我哥恼了！”一句话闯出了大乱子。路遥的母亲几乎急得昏过去。她对路遥说“曹谷溪和你恼了，肯定再不管天乐的事了！”头在墙上直碰。后来路遥给我来信说，想不到事情闹到如此糟糕的地步，使他十分痛心。为此他假拟了一封和我友好的信，给她母亲读了一遍才使此事平息。(见《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三期)

　　路遥活着是我的朋友，他走了，我们依然是朋友。路遥英年早逝后的20多年里，我和他的许多朋友，依然热心地为他料理了许多这样或那样的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