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不能疏离主流价值(马建辉)

　　我们国家的主流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社会优先的公义性和人民本位的先进性，与西方国家价值观资本优先和个人本位的性质大为不同，更能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指向。习近平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弘扬我们的主流价值，实际上就是在守护其公义性和先进性，就是在坚守我们对光明未来的信念与向往。文艺的使命是塑造崇高灵魂、守护美好精神家园，是立德、立心、立人，只有表现主流价值，高扬主流价值，才能发挥好引领、陶冶和鼓舞的作用。

　　近些年来，广大文艺家以高度社会责任感，创作了大批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作品。但必须看到，当下也存在着疏离主流价值的倾向，仿佛距离愈远，艺术性愈高，不仅使自身创作陷入迷雾，而且干扰了受众的价值判断与选择。

　　一是以展示人物性格复杂性为名，用中和化描写削平主流价值。比如，有的作品表现凶犯，常勾兑些善良品质；写欺诈者，一定要展现其诚实的一面；写剥削者，涂上一层仁慈的玫瑰色；写暴君，撒上点美德的佐料；写汉奸，点缀些美好人性；写侵略者滥杀，也要在其眼睛里流露出人道的哀伤……这样就将人物形象中和化。本来这些反面人物，可以激发起人们批判丑恶的正义力量；但现在一中和，这种激发就失去了着力点。还有些作品则是在正面人物身上喷洒一些恶劣个性以实现中和。这样一来，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被混淆，无原则地限高主流价值，拔高非主流价值和反主流价值，拆除基本的善恶、美丑界线，使受众丧失对崇高的敬仰感和对卑劣的辨别批判力，陷于一种平庸的审美。

　　二是以世俗化诉求抑制主流价值。在一些作品中，主人公高尚的道德荣誉感被世俗利益的满足感所取代，他们对崇高说“别了”，对理想说“戒了”，建设国家的劳动热情和纯真理想被扑灭，取而代之的是发财热望与身体欲望的膨胀和张扬，使个人主义战胜集体主义，激发起的崇拜不再是劳动英雄、革命英雄，而是财富英雄、权力英雄。普通劳动者作为历史主体的主人翁地位，在这些作品中又一次让与帝王将相与商贾富豪。有所放纵，就必然有所压抑，主流价值在这样的创作倾向中必然处于被压抑、被疏离状态。

　　三是以娱乐化手法解构主流价值。上世纪30年代，鲁迅就对有导演想改编《阿Q正传》表达过反对，他说：《阿Q正传》“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此时编制剧本，须偏重女脚，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这些观众之一顾”。这表明鲁迅对当时舞台表演娱乐化的警惕和清醒。滑稽是为了空洞的笑，哀怜是为了煽情，偏重女角是为取悦观众、博取票房。这些娱乐化手法在当前一些文艺创作中并不鲜见。娱乐是文艺功能之一，但并非其功能的全部和根本。如果把文艺当成为娱乐而娱乐的载体，认为娱乐是文艺的根本属性，甚至以娱乐化方式表现极为严肃的主题，就会使本应负载的精神价值日益枯萎。

　　四是以片面化选择躲避主流价值。如有些战争题材文艺作品，专门选择对激战场面、血腥场景进行特写，而对体现战争本质的人民性背景则予以忽略。在这些创作者眼中，战争只是厮杀，不辨别战争有没有意义、牺牲有没有价值，认为创作主要应从市场切入，在市场上赢得观众，核心就是赢取眼球。这样回避主流价值的片面化选择，就使那些熠熠生辉的英勇与牺牲全都变得黯然失色，把为民族独立而战、为社会进步而战、为人民解放而战的正义性和崇高性都虚无化了。还有些创作者，习惯于选择性感受黑暗，热衷于渲染负能量形象，而对于表现光明，表现正能量题材则力有不逮。这往往会使人们陷入迷惘，看不到先进价值观念所指向的希望和前景。

　　积极弘扬主流价值，用优秀作品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使崇高获得尊重，使灵魂变得高尚，使真善焕发美感，才能引领风尚，凝聚力量，让人们看到美好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