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高粱是不死的(范军)

——读《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

　　初读鲍十的《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 (以下简称《生活书》 ) ，很容易就被迎面扑来的东北风情眯住了眼，趣味横生的方言也逗人笑。但是，读着读着，猛然发现：鲍十曰为“写生”不是“速写” ，而是“木刻” ——或人或景或生或死，绝非浮光掠影。尤其人物之死，无不彰显时代、社会、政治、世俗、命运的痕迹，看似平常却扭曲变态，即使潦草也隐忍着惊心动魄。不错， 23篇小说，有名有姓的死去了25个，还有一些“不明不白”之死。死亡气息的弥漫致使书页凸起——那是座座坟冢立于东北平原上，则埋在岁月的平装里。

　　《生活书》中的人物之死，没有墓碑之殇，只以血的残阳，烘托一场雪的苍凉。

　　官僚与英雄之死：在对照和延续中彰显叙事张力

　　《二天堂》里的周蒙是书中最先露脸的官僚。1932年，他91岁了，日本人控制下的伪满洲国打算动员他重新出山。他寻思了3天，穿上从前的官帽，用麻绳“把自己挂在书房正中间儿的横梁上，吊死了” 。再说一个官僚，此人出现在《王官屯》 ，就叫王官， 1910年的时候是个县城的哨官，“手下统领着八十几号兄弟” ，当地土匪“老疙瘩”活动猖獗，王官在剿匪中死去。后来，“许大房子屯就变成了王官屯” ，不言而喻，老百姓的心头里还是有着一杆秤的——通过改换村名，褒扬了良善。

　　周蒙和王官的故事，短小，通俗，也完整，各自为篇未尝不可。鲍十却不这样想。作家是这样安排的：后来，老疙瘩这个26岁的狡猾胡子如何死的？很简单：1932年8月26日下午四时许，有一只打着“三省抗日义勇军”旗子的八百人的队伍包围了日本人占领的昌五县……战斗惨烈，战死的义勇军中就有老疙瘩，他的头被“挂在城墙上示众” 。再说那个周蒙，吊死之后，故事接下来又出现了一个苏焕有， 1918年生人，父母从山东逃荒到了东北，成为周蒙家的佃户。苏焕有大有出息， 20岁时成为“抗联”战士， 1948年他率领部队与国民党六十四师作战时“壮烈牺牲，年仅29岁” 。

　　两篇小说，两组人物之死，看似没有任何牵连，但针对两个英雄之死，鲍十精心安排了两个官僚之死作为“陪衬” ；同时，两组死亡的相互映衬也是一个隐喻——他们的根是缠绕在一起的：首先，他们是一个屯的乡亲，同饮一江水；其次，他们是时间的延续，用死亡“接生”了历史；再次，就是用对比造成人物的命运关联，他们的死，有的为尊严，有的为朝廷，有的为民族和百姓，把这些放在一起，使得平铺直叙的死亡事件聚合了一种“编年史”般的张力。鲍十“寻找”到了时间在叙事中的宏大与力量。否则，他不会将人物的出生年月、死亡日期写得清清楚楚。于是，时间的记载在祭奠人物之死的同时，也复活、升华了文字背后不易言说的人生观、价值观。

　　地主之死：告别脸谱

　　地主在中国，尤其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具有浓厚的剥削性，是特定意识形态下恶的代名词——贪婪、丑恶、凶残。作家们自然也就塑造出了“南霸天” 、“周扒皮”之流，对之丑化是必然的政治觉悟，也就导致人物简单化和抽象化，并且作为翻身做主的贫苦人民的对立面，其“负面”形象也导致叙述的概念化和轻浮性，少了许多人物身上所承载的历史烙印和沉重感。鲍十显然屏蔽了肤浅的表达，“去地主”化，回归人性，创作了既不同于鲁迅笔下实施冷暴力的“鲁四老爷” ，也不同于周立波笔下恶贯满盈的“韩老六” ，更不同于脸谱化到极致的“我又回来了”的“胡汉三”等等一系列的“老地主”形象。

　　例如，在《积万屯》里，地主沈积万有个儿子叫沈家斌，身体羸弱，总是病歪歪的，却天性聪敏，书读得好，“一直读到大学” 。可是，“有一年他却失踪了” ，让疼爱儿子的沈积万差点要了老命。多年以后，改名为沈鸿的儿子回到家乡，成了县政府主席，领导贫苦人民“反奸清算” 。有一天，老地主决定见一见儿子。叙述到此，鲍十采用了最简单的对话记述了见面：父亲问儿子成家没有，媳妇哪里人，埋怨儿子多年不归，最后问儿子“是不是后悔有我这个爹了” ，在儿子“没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之后，又说“我都是为了这个家啊……我哪能想到会是今天这个形势啊……”隔过一天，沈积万被枪毙了。平平淡淡的叙述显然是作家有意压制，但到这里，地主此前的诸多罪恶似乎淡去，倒是舍命“成全”儿子的革命之义，有点高大起来。在这里，作家在对历史的残酷性的书写中流露出的个体温情，凸显了作家对人的尊重、同情和悲悯。

　　鲍十每每将地主的行动推上历史关口，让其承载风云变幻，直至与各自命运对峙，于是人物带着自有的灵魂呼吸，即使毁灭也没有遭到道德的歧视，死亡形象遂成“不朽者” 。

　　百姓之死：法律缺席后的反抗

　　在广大的东北乡村，廉勇和张丙万都是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农民，但骨子里并不被任何势力所“驯服” ，一旦欺压和欺辱触及到他们容忍的底线，他们就会抵抗，将暴力手段施之以对方。冲动的代价也好，惩罚也罢，在他们眼里并不可怕，而苟活着倒是最被人唾弃的，直不起腰来。最终，法律惩罚了他们，我们却看不出他们到底有多罪恶，也无法仇恨起来，这是小说提供给我们思考的地方。道德法庭自有其审判的原则，而这片辽阔的乡土上更是自有一套王法，人们更愿意遵守其审判。说到底，这里的人们比法庭更清楚谁应该为死亡负有责任。放下小说，可见作家深刻的悲悯意识，以及对现实的关照和预见。在这里，作品提供出来的“死亡焦虑” ，已经超越了审美层面的意义。实际上，作家在完成虚构的同时，文本默认了一个政治问题：如何建设好乡村？这既关乎人的活命，更关乎有尊严的活命。

　　还有那些“不明不白”之死—— “爹死时只有四十岁” 、“在她十八岁的时候，爸妈就相继去世了” 、“爸爸死后没多久，她爷爷又死了” 、“他原来还有一个哥哥，很小的时候就死了” ……鲍十没有交代这些人物之死的原因，却也可以推测出大多是饿死和病死——死时潦潦草草，死后也少尊严仪式，构不成跌宕起伏。但是，恰是这些死亡，使得整部《生活书》弥漫着一股压抑、肃杀的气息，冷而有力道，也正是这些死亡，推动了叙述的延续——死者改变了生者的状态，使得生者的命运发生突变——更是推动了叙述的发展。

　　在此，试作总结性的追问并回到这个问题：作家为什么要描写这么多的人物之死？当然，人物自有其命。但众多人物的“集体”死亡，偶然中也有必然，因为这里没有“自然死亡” ，大多是人祸之殃，也就使得“断气”不再“平庸” ，又由于“行凶”乃多重势力参与其中，死亡成为审美的“有趣”和“有意”的事件，也就获得了叙事功能，揭示了生存的艰难，也影响到了社会道德、信仰，并对生者进行了提醒和劝告。

　　通览《生活书》的人物之死，如此多的死亡，它的悲剧力量、它的悲喜剧的荒诞、它的无可奈何的无常，非但没有使得死亡疏远于存在，恰恰推动了历史和生活向前走，正如东北大地上的庄稼、树木、杂草之生机勃勃，盎然不息。这样说来，那些死去了的“人物”依然活着，栩栩如生地活着——那些英雄，那些地主，那些胡子，那些农民，那些村长，那些老人，那些少妇，那些青年男女——在文字里归属各自的“自留地” ，也栖居在阅读的“在场” ，他们就在生者的居留地，有名有姓。他们用死亡超越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