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个人与社会进步(杨庆祥)

　　在今天的语境中来重读路遥，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应该选择何种方式？诚然，作为一个朴实的读者，我们完全可以把自己放入到路遥的故事中去，感受高加林和孙少平们的喜怒哀乐，但这显然不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阅读方式。路遥并非一个以“故事”取胜的作家，任何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读者可能都必须承认，《平凡的世界》中的故事并非那么具有吸引力，而且有重复、拖沓之嫌疑，把我们裹挟进强烈的阅读甚至一再重读的欲望的，恰好不是这些故事，而是路遥小说展示的广阔的社会风景和历史内容，以及无处不在的“叙事人”对社会历史的态度、情感、议论，这些拓宽了小说的面向和容量。尤其可贵的是，路遥毫不掩饰通过文学去把握全部历史和社会的野心和抱负，并把这些可能稍显观念化的东西落实于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通过文学完成了一种社会的规划和想象。这一切，可能正是我们今天重读路遥的起点。

　　《平凡的世界》可以视作是对《人生》的“超越”和“克服”。我的意思是，在《人生》里面，高加林不过是一个朴素的个人，他试图通过个人的历险来改变自己的人生。但是路遥立即意识到了这种“个人”的局限性，一次新的社会互动的完成，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孤独的个体和个人主义，更需要有一个新的“社会进程”。也就是说，个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个体纳入到整个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去，才能获得进步。在1980年代，这一社会过程就是“改革”。《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改革的大书，《人生》的空间仅仅集中于“城乡交叉地带”，而《平凡的世界》的空间则拓宽到了市、省乃至全国，一个村庄的改革与一个国家的改革，甚至是与人类的自我革新联系到一起，而个人的实现和完成也被置于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里面。路遥的这种观念在1980年代带有某种抗辩的性质。事实是，在19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分化，在“新潮文学”的叙述中，个人的完成是通过与社会进程完全脱离的形式成就的。比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18岁少年遗忘了自己的“历史起源”，从一个崭新的时刻开始去创造个人的历史，最后，他在嘲笑和愚弄中意识到现实的规则，重又回到起点。在残雪的《山上的小屋》中，个人的完成以更加极端的形式呈现出来，所有的他者和历史都被认为是对个体的戕害，彻底回到个人本位的潜意识，拒绝一切外在的事物，成为残雪救赎自己的方式。这些叙述遵循的是一种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逻辑，它的一个基本的叙事模式是：个人——社会——个人。也就是个人进入社会，但是并不与社会发生互动，而是一种观光式的旅行，最后又回到个人上来。与此完全不同的是，路遥的叙事是“个人——社会——社会”，后一个“社会”是对前一个“社会”的推进，个人最终不是回到个人，而是抵达一个更好更善的社会。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路遥与柳青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传统之间的继承关系。实际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可以视作为“改革时代”的“创业史”，不过在柳青那里，更好更善的社会即是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在路遥这里，因为“文革”的失败，这种实践已经成为历史。在此我们可以发现路遥非常暧昧的态度，毫无疑问，《平凡的世界》的起点即是《创业史》的终点，路遥在作品中也一再强调“左倾”政治运动对于农村发展的阻碍和反作用，但是，路遥却对“革命”所遗留下来的人事保持了应有的尊敬和同情。他没有简单地去否定过去的历史，历史在路遥这里不是“落水狗”，而是一个与个体的命运犬牙交错的结构。这也许正是路遥在今天还能激发我们的阅读和想象激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