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 记忆与遗忘(郭艳)

　　清明让熙攘纷乱的尘世之音稍稍停顿，静听逝者大归的梵音。数亿回乡祭奠的脚步散落在华夏大地的山川河流，当此际，我们或许才能从烈火烹油的现世抽身，转而思考大恸大悲的死亡及其衍伸的终极意义。此种情境下的阅读，自然有着更为刺心的感触。小说通过文字拒绝遗忘，而遗忘似乎又是人类最本质的特征之一。个体的记忆是如此，对于集体、家国、民族和历史的记忆也呈现出某种相似性。当下写作更多对于物质主义生存经验的个人化形而下叙事，个体日常性成为叙述重心，生存的物质性成为一切漂浮的所指和能指，人的意义也指向生存的无意义和荒诞性本身。在众多自恋和个人化的文本中，我们依然能够发现秉承1980年代人文传统的文字书写。梁晓声《太平灯》(《十月》2015年2期)是一部具有现实批判性的作品，小说的题材和主题都似曾相识，但是作者没有精雕细刻官场的财色交易，而是通过平实叙述撕开现实政治生存的裂缝，官场之怪现状和群众变幻的心态均有着极其到位的摹写。麦家《日本佬》(《人民文学》2015年3期)通过民间化叙事来呈现一种大历史观照。在极短的篇幅中，通过对一个农民家庭在“文革”和抗战时期苦难经历的交错叙述，构建出一个多维度的叙事模式。小说中民间话语、政治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互为阐释，完成了一个作家对于当下与历史的严肃反思。汪曾祺《八宝辣酱》依然以范本的方式闪现着文学性的熠熠光亮，民间与庙堂、留白与深省、清淡与余味熔于一炉。人物与细节、情节与主题、历史与现实都在云淡风轻中徐徐道来。小说携带着汉文化的古风和韵味，在嘈杂的文字舞台上霓裳浅唱，让人销魂怅惘。张策《宣德炉》题材堪称独特，战犯归来原本是一幕惊心动魄的政治大戏，作者则是在人道主义情怀中让人物从庸常政治生活层面走入个体苦难生存的历史罅隙。姨太太张丽芸不断重复一句话：好好过吧！这是重世俗生活的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命诉求。一个“过”字裹挟着太多的意绪和情感，对于大多数无法倾诉苦难的人来说，沉默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那种埋藏在心里的苦难才叫坚强。让小人物的生存具有尊严和历史感是难的，在这部小说中，小人物通过在重重苦难面前的沉默和坚韧完成了属于个体精神的历史存在感。

　　我们对于曾经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忘记，有时只是暂时想不起来而已。而叙述之流会接续那种叫做传统的东西，让我们在凝神之中回溯身心的本源。习习《流徙》、绵阳《亡魂茶》、余林《释》(《十月》2015年2期)重新记忆了自己家族的生命史和苦难史，一个个屹立在记忆中的先人在繁花似锦的春日显出断魂的忧伤与悲痛。在数典忘祖成为常态的当下，历史在成为重物的同时，又往往被我们虚化为无物，从而一路以解构和断裂之名灰飞烟灭。由此我们会在虚拟的赛博空间飘渺游戏，架空历史和当下。然而一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依然活在人世间。

　　曹寇《在县城》(2015年2期《收获》)通过两对年轻人无聊生活状态的叙述，一方面集中体现出自我和个体生存在当下的凸显与张扬，一方面无疑阐释了现代孤独个体怅惘的永恒主题——“最远的旅行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然而中国的县级城市尚未完成现代性方案，个体也只能在逃离现实的偷情中体现出对于他人五十步笑百步的庸常，人物无所事事的情感纠葛也无法抵达人性的幽暗或光亮处。对于中国最基本政治单元的县城来说，人际、血缘和裙带关系才是根深蒂固的物质和精神存在方式。曹寇以“在县城”作为障眼法，其实描写了试图逃离县域庸常生活的渴望，而这种逃离又无法具备切实的目标和价值意义诉求，由此才会在两性纠葛中走入人性的卑微和人情的陌路。正如中国现状远非代际和断裂所能解释的一样，县城生活也远非如此个人化和简单化，而是具备了阐释中国人精神景观的诸多可能性。传统与现代在县域以一种最触目的戏剧性方式存在，并给我们提供非常直观的“人间悲喜剧”。然而作为最具备现实阐释力度的县域生存及其政治经济和精神情感叙事依然在当下写作中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