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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文学为社会增添正能量(梁鸿鹰)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4月07日09:27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梁鸿鹰




  官多一分廉,民增一分福。近些年来,党中央惩治腐败成效显著,受到热切肯定。反腐败事业的推进,让人们再度看到扫除腐败雾霾,迎来风清气正社会氛围的希望。当代反腐题材文艺作品回应党中央反腐败决策,以现实主义的担当与勇气触及尖锐社会矛盾,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忧患意识,体现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事实上,当代文学创作对反腐斗争的表现,从题材、体裁、取向等方面,均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持续为社会增添着正能量。

  替社会和民众代言立言

  反腐题材文学创作反映了作家对国家命运的深沉思考,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敏锐捕捉,对社会生活前进发展过程中出现曲折的焦虑,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性担当,那种为社会为民众代言的充沛激情,曾经是一个时期反腐文学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在世纪之交的那些年代里,以张平、陆天明、柳建伟、周梅森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富于强烈使命感的作家,以现实主义的笔法,用自己的创作对社会问题、腐败阴暗进行猛烈的正面强攻。他们的创作有着明确的意图,那就是要以自己的作品构建起宏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直接表明自己对转型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法制等方面反映出来的矛盾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在他们的作品中,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误的激烈较量,是时代进步潮流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而在这些较量里,勇敢弄潮者们总是以国家民族发展为己任,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他们的精神风貌就侧面反映了在时代前进中的大趋势。

  无论是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大雪无痕》,还是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周梅森的《中国制造》,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首先在于集中体现了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勇气。这些作品的创作大多经历了认真的深入生活与实地采访,有着作家个人的理想贯注。这些作品往往围绕一个企业、一个地方的具体行政运作、生存环境进行叙事描写,实际上把握与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面貌,社会发展中的波折、大的社会生活场域中善与恶、忠与奸的搏斗,都在作品中化为具体的情节。张扬社会正气、鼓舞人们迎接挑战、战胜丑恶,是作品充溢刚性经典力量的重要原因。这些作品不仅直接回应现实提出的问题,较为深刻地揭示出普通百姓对理想社会生活的期待,具有干预现实的坚实力量,而且将社会问题典型化、集中化,以其现实主义艺术构思,为后世留下了一幅幅世纪之交堪称中国社会全景图的生动画面,其史诗性、深沉忧思至今具有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显现了这一代作家长期观察生活、参与现实的厚积薄发。这些作品一经发表,往往就会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迅速改编为影视作品,社会影响继续再度攀升,显现出极强的群众基础和生命力。

  转型与新变引人注目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反腐题材文学创作出现新的特点,那就是逐渐走向转型及深化。此类创作大多在更为细腻入微、更为日常化的叙事中,揭示反腐斗争内在的惊心动魄。生活场景的精雕细刻、人物心态的准确描摹,成为作品在构思之初即已经确立的基本思路或主要出发点。以往那种宏大社会背景的描绘,波涛汹涌、大浪淘沙式的善与恶的争斗,退为作品大的社会背景。作家在家庭、单位等小范围单元中进行“一叶知秋”式的刻画,无疑已经成为这些新型反腐题材文学创作的显著特点。比如尤凤伟的小说《金山寺》,巧妙地围绕一场花费10万元的烧香拜佛法事线索,揭示了造成腐败的原因,以及人们对待腐败现象的复杂心态。一场作为贿赂出现的法事,耗资竟然有10万元之巨,但追查的人因不敢得罪作为一方事主的佛,使一件腐败案不了了之。小说以暗含讽刺的笔法,通过“佛贿”风波,透视人物的灵魂。邵丽具有世情小说风貌的《第四十圈》,没有正面描摹公务员的腐败,而是通过写社会的疾苦、社会的病象,揭示出“看起来谁都有责任,但是论到法律上,又都没有责任”的尴尬,直指公权力得不到约束造成社会风气的恶化,以及官场生态中的裙带关系横行等不健康、不正常现象,说明反腐倡廉的任重道远。

  新的反腐小说创作更多地伸向人的内心世界,把主人公放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下进行考验,角度巧妙。比如杨少衡的《酒精测试》是拿当下干部喝酒做文章——酒量不错的副书记“我”早已名声在外,却赶上省委暗访组正在查公务接待,接待一把手朋友时如果被暗访组查获, 政治生命马上结束,但如果临酒退缩,“我”这个副书记则显然会“被边缘化”。一把手的“酒精测试”,测的是自己的权力是否有绝对的权威,以及手下是否绝对忠诚,“一把手的绝对权力带来的绝对腐败”,在精巧的布局中,显得格外意味深长。再如凡一平的《非常审问》,写的则是贪腐局长万一光在家和妻子相互进行模拟审问,以期真正被审问时能够蒙混过关。他希望退掉那些老总们送来的巨款,没想到这些老总要么不承认,要么表示“打死也不会说”,而且继续送钱给他。后来万一光锒铛入狱了,但并没有出现他臆想中的审问,如山铁证已不再需要他交代什么。作家控诉揭露贪腐之恶、弘扬正义是与观照万一光的人格扭曲结合起来的,似乎他惟有入狱才能获救,重新拾回人格的健全。这些作品不以正面构建正义与邪恶搏斗场景为特色,而是采用了富于文学张力的书写,对反腐斗争的揭示颇为深刻。

  深化才有出路

  反腐斗争在深化,反腐题材文学创作更需深化。其中的一个难点,是彻底划清与所谓官场小说的界限——从出发点、立足点到社会效果等方面。官场小说继承谴责小说余续,立足点是满足好奇心,低层次展示职场官场的从业技巧,以突出厚黑、人心险恶等博人眼球。反腐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是促进社会进步与人性完善,对政府运作等的涉及是出于情节的需要,其核心不是 “官场生活”得失内幕,更不能以制造“官场潜规则”为卖点。国家政权机构的主流是好的,是正面的,并不是群众的对立面,这是反腐文学必须坚持的基本立场。反腐文学站在社会主流一边,呼唤社会进步,在艺术上要避免官场小说流弊,摆脱类型化、脸谱化,以及以情节为叙事结构核心的套路。作家要站在国家利益一边,而不是展览社会生活中的丑恶,并采取袖手旁观姿态。强调反腐文学回到文学本身,就是要发扬现实主义传统,以人文主义坚守和人道胸怀,勇于批判现实存在的不公,为维护政体廉洁健康鼓与呼。

  反腐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净化社会风气、形成道德人性自我约束机制。人人都拒腐反腐,社会才有希望。反腐文学要探究人心内里,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反映出在社会发展中人的精神世界出现的新问题,而不是隔靴搔痒地简单罗列事实。阎真的小说《活着之上》,整体上摆脱了善有善报、清官力挽狂澜等基本模式,拒绝有意或无意地粉饰现实从而遮蔽社会本质揭示的做法,作品揭示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要“找关系”、“托门路”,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使用或乐于使用一些“潜规则”,反映了社会风气净化的任重道远。优秀作家的现实主义追求往往有对社会的深刻洞见,而不盘桓于好人与坏人、好官与坏官之间的简单冲突层面上架构故事。反腐题材文学创作要克服有思索无思想,有思考无深度的弊端,强化对人性剖析与拷问,同时强化反腐题材文学的大气与刚健。

  高于生活、提炼主题,克服简单化、机械化、表面化弊端,需要反腐题材文学创作上升到复杂人性和心灵拷问层面揭示作品主题,这才能开辟出反腐题材文学创作的新路子。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为激发出作家的政治、历史、文化和哲学深层思考提供了土壤,但要杜绝创作的模式化,克服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类型化、定型化、脸谱化,还有赖于艺术手法丰富。如果只局限于复制生活故事,或者只满足于展示人的卑琐,则无法达到性格典型化,更无法刻画出人物内心世界,无法达到审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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