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雷加先生的花环(卢新华)

雷加

一九八○年雷加在云南采风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也是已故作家雷加百年诞辰，不久前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举行“雷加 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我想，这不仅是对雷加先生的纪念以及对他文学人生的解读和致敬，而且也是回望一个文学时代，对那一代从抗日战争走来的延安革命文艺 家致以深深的敬意。

    我与雷加先生相识已有35年，相识的情境历历在目。那是1980年盛夏，我还是原中央工艺美术学 院大二学生。我利用暑假只身前往长白山天池写生，与前来体验生活的雷加先生在天池的天文峰旁的长白山气象站不期而遇。我们二人与气象站的职工同吃一口锅， 头挨头睡在一个大炕上。那时，雷加先生65岁，身材魁梧，一脸北方汉子的刚毅和阅尽沧桑的宽厚，一眼望去，就是一位让人尊敬的长者。

    雷加先生每天与气象站的职工们交谈，在观测站观风云、看仪表、做笔记，体验高山气象人的生活，寻找创作素材和灵感。我则忙着画画。晚上，雷加先生坐在炕头凝神看我贴在炕头墙上的油画写生，脸上露出微笑。我从他的微笑中，看到他寻美的心境，我与他不再有陌生感。

    有一天傍晚，我见雷加先生穿着皮袄，站在天文峰山顶看天池云起云落的情景。他沉默许久，直到日落，他的身影与山峰化为一体。那个火烧云彩的夕阳画面，多么绚丽！至今这幅“高山仰止图”在我眼前常常浮现。

    或许雷加先生认为，我与他都是深入生活走向大自然的同路人吧，分别的那天清晨，他特意给我留下了他家的地址和电话，并握着我的手，嘱咐我回北京常联系。

    从 此，我们一老一少不仅成了忘年交，我也成了他作品的忠实读者。他的作品我几乎都读过，特别是他20世纪60年代的散文特写《山水诗话》我非常喜欢，语言的 画面感很强，文思富有诗性。我常给他写信谈读后感，或找机会去看他，谈他的作品，谈他延安的生活，谈当代文学艺术、美术以及时下的焦点问题。他谈话节奏 慢，言辞不多，回信简洁，惜字如金。我自恃年轻常常口若悬河，但他总是平易近人地倾听、点拨，让我受益匪浅。

    他是年 轻人的良师益友，对任何人和事都是从正面说，从不说负面的话。他的创作和治学态度极为严谨，有生活、有感受才写，理论问题不做随意评述。记得大四期间，我 写了一篇关于民间美术研究方面的论文给他看，他说，这一行，我不懂，不敢评说。但不久，他告诉我，已将我那篇论文转给了沈从文先生，说沈先生是这方面的专 家，特为我约好去沈先生家见面的时间，并将沈先生家的地址给我写好。我感激不已。拜学问道沈从文先生的机缘让我终生难忘。今天回想起来，我很幸运，在我创 作研究起步时，是雷加先生领我走进大家的家门，吃到了名师、大家的“开口奶”，领略到一代文学艺术大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学者风范，使我一生受用不尽。

    在我与雷加交往中，我也感到他很想从年轻人身上寻找青春的活力和艺术的敏感，想让他的文思始终充满青春气息，与时代一起前行。

    此 刻，我忽然想起，我与雷加交往中，他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我最后一次去看他，在聊天中，他仍追问不已：“你说，后人将会怎 样看待我们这一代人？”他两眼炯炯有神，弯腰扶着助步架望着我。看着他那双曾经带他文学人生远行的铁腿，不再听他使唤，我有些伤感。我也感到，他语气中对 自己的文学人生边缘化的孤独。我心中哀叹。我知道谁都不愿被时代抛弃，但我也知道，他并不是为自己的文学人生找说法，而是对一个时代的文学道路寻找盖棺定 论之说。

    我沉默，没有话语。他扶着助步架，一边整理桌前和床上杂乱的文稿和书籍。

    突然他又转了话题，似自言自语，又似对我说，现在不能写了，但每天要看书，要整理文稿；时间不多了，要准备走了，不想走，也得走哇，有很多事要做了结。他说这话时，很平静，没有一丝忧伤和后悔。但他似乎难以释怀，又再一次问我：“你说，究竟怎么看我们这一代人？”

    那一瞬间，看着老人的眼神，他的人生画卷和作品一起又涌现在我眼前。

    雷 加“不早不晚”，“正好搭上那趟‘九一八’驶向关内的‘特别列车’”，“为打到鸭绿江而生”。从此，他“踏着历史的车轮，奔走在祖国大地上，”“肩负着祖 国赋予的神圣使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从卢沟桥走向全国，又从全国走向延安”，不容选择地踏上了革命道路，拿起了笔，开始了漫长的文学人生。

    他 说：“我的散文道路，就是特写的道路，也就是生活的道路。”他又在《我和特写》中写道：“从特写《土门》（1939）到特写《英雄之路》（1979），就 是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指引下走过的创作历程。”这是一个爱国青年学子、抗日战士，新中国创建和建设者所留下的文学人生脚印。

    从 抗日战争年代到新中国的建设时代，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节点贯穿雷加人生的主线，他是时代变革的参与者，历史时代转折的见证人，民族忧患和生死存 亡与他文学人生休戚相关。他的每一篇散文特写作品都是他走过的一段文学人生之路，路路相通，每一个路径的转折都是他生活的新起点，散发着浓厚的时代气息。 今天再翻开他的作品，犹如回望他的文学人生，又如打开一面历史的镜子和富有诗意的“历史文本”，展开了跌宕起伏的一代风云图录。

    虽然雷加的文学人生时代在人们的视线中渐行渐远，读他作品的人已不多，知道他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但他的创作道路和作品构成的文学人生，在历史的诗性中尽显一代文学风流。

    因此，我说：“历史会告诉未来的。你们这一代人是有梦想、有伟大理想的文学艺术家，你们的人生道路和文学作品已与历史时代化为一体，翻阅你们这一代人的作品就是在阅读一段史诗，也是在解读你们的人生和时代，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这一代人的作用和意义。”

    他说：“空话。未必吧？时光岁月最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他的文思敏捷，充满诗意之思，完全不像一个94岁的老人。我无言以对。

    我想，今后有机会我一定给他满意的回答。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数月之隔，我与他再相会时，却是与他永远的告别，送他不归的远行。他的告别平静，安详，与他一生经历的轰轰烈烈的时代形成鲜明对比。他的告别仪式没有盖棺定论的悼词，只待历史告诉未来。

    当 我听到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雷加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对雷加的文学人生和作品给予的高度评价，以及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雷加文学人生的追忆和评述， 我感到，这不是一般的纪念座谈会，这是国家和人民对雷加和他们那一代人的文学人生和意义做出的回答。正是在大家对雷加文学人生和作品的历史解读中，使他们 这一代人的文学人生和作品闪耀着诗性的光芒，让历史告诉未来。这是历史的馈赠，这也是生活和时代献给雷加的花环。

    （作者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