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文学回归传统书写

　　近日，作家苏童接过北师大校长董奇、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任莫言的聘书，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四位驻校作家。在苏童之前，北师大已邀请贾平凹、余华、严歌苓三位作家，以及欧阳江河、西川两位诗人驻校。入校仪式后，著名作家格非、人大文学院院长孙郁、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等著名作家学者，就“先锋精神与传统书写”的主题，对苏童30年的创作历程进行了研讨。

　　苏童30年的文学创作历程，在先锋文学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读者与市场的选择下，先锋文学实验似乎已经悄然落幕。现实主义的重新复苏，使得先锋文学与传统叙事在内部磨合中进行着相互融通。

　　先锋文学的自我局限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先锋派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革命性的颠覆，他们从宏大叙事的传统中破茧而出，掀起了一场形式主义革命。就像苏童本人在研讨会上回忆80年代时提到的：“(1980-1984)那4年是文学的转型期，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我们的青春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文学时代。我们同年龄的人的记忆都是雷同的，我个人的遭遇、经验跟很多人都是雷同的。”

　　在这样的“雷同”之下，先锋派作家们主张回归文学本身，用“怎么写”来推翻“写什么”，颠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原则与文本规范。正因如此，先锋文学与绝大部分读者的接受心理产生了隔阂，读者无法产生精神上的共鸣。先锋派文学代表作有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格非的《褐色鸟群》等。

　　80年代后半期，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商品经济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就文学自身而言，已经难以运用权威话语体系维持统一的文学规范，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所言：“纯文学既然被现实推到社会的边缘地带，那么它可能的选择之一就是和自身的既定传统对话，回到文学自身，用语言、叙述与更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思想作为写作的根基。”

　　先锋与流行结合，重新获得读者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先锋作家笔下的文本逐渐摆脱了形式的追求，更为尊重个人体验，重塑生动的人物形象，追寻价值意义。他们恢复对人的基本关怀，思考人们的精神困境。

　　对先锋作家们做出的转变，诗人欧阳江河认为苏童对此贡献极大，他认为，正是苏童写作中的双重性，带来了先锋文学的新面目。“有时候先锋写作是要以牺牲日常性、流行性和大家普通的理解为代价，就是要很尖锐，就是要拒绝流行、拒绝愉悦，但是苏童兼顾了这两点。”

　　在《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看来，让原本在空中飘着的先锋文学落地、重新获得读者是苏童对先锋文学转型带来的意义，而他的方式正是“将传统带入先锋”：《妻妾成群》里颂莲进陈家大院，呼应的是林黛玉进大观园的情境；而苏童对人物的命名，也与《红楼梦》一样暗合了人物的性格命运。“中国的几大古典小说是由话本发展过来的，首先有广泛读者基础，后来由文人进行加工，变成了名著。而《红楼梦》一开始不是通过大众传媒，而是文人之间的相互传抄，渐渐被大众知道，后来成为了经典之作。苏童的写作方式有点像《红楼梦》，慢慢书写，然后被大众认可。”

　　让落地成为先锋文学新常态

　　如今重新审视上世纪80年代这场带有实验性、模仿性的文学思潮，可以发现即便在当时，苏童也坚持了源自自己经验的、独立的写作风格。“南方作家确实有上善若水，落地成形的特点。读到苏童的小说有一种鲜明的感觉，就是非常自然。他是天生的小说家。”陈晓明说。

　　与马原等作家追求叙事技巧的先锋性相比，苏童更擅长于把故事讲得更有古典韵味和改编可能性。苏童的《妻妾成群》就已经带有向传统回归的意向。正因如此，这部小说后来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陈晓明表示，那时候他非常惊异苏童能在1989年写出如此具有传统色彩的作品，但在形式革命的背后，回归传统是一种必然。“《妻妾成群》非常鲜明地重写了中国传统的故事，完全颠覆了《家》《春》《秋》的模式。思考先锋派，其实也正是思考中国文学如何在传统历史上始终地挑战传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表示，总结先锋派的写作，不一定看形式的表现。“几代作家内心深处恐怕都有一种出走情结，一种从流行色突围的这样一种冲动，问题在于他们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我觉得苏童自己还是找到了独特的属于自己智慧的表达方式。”

　　王干作为当年出版苏童作品的编辑，认为正是苏童的落地让先锋文学获得更多关注。余华小说的畅销，也是在苏童作品的畅销之后完成的。“苏童的《妻妾成群》之后，先锋文学开始被更多的出版社和读者关注，也带动了整个先锋文学向传统书写的转型。”

　　关注现实人生

　　格非、苏童、余华等人，都是先锋作家群中转型成功的典范，他们弱化对文本形式的实验，融合现实主义元素，关注人的生存现实。格非和北村在选材上更加注重描写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写出当代人在名利、爱情、道德、欲望之间的拼搏与挣扎，而余华和苏童则多以历史题材为焦点。

　　其中，苏童让作品回归故事性，通过一个个完整的故事，展现人的命运的叵测难料，是先锋文学向传统回归的一个成功尝试。孙郁用“暗功夫”来描述作家文本背后的厚重程度。“汪曾祺先生就是有暗功夫的，表面上用的是大白话，背后都是文言文在支撑。汪曾祺其实是80年代很先锋的一个作家。”

　　孙郁表示，后来他在格非、余华和苏童的写作中发现，这些作家也一直在寻找暗功夫。“苏童在气脉上是从《霜叶红于二月花》里面过来的。而且茅盾自己被抑制住的东西，被他召唤出来了。到了《河岸》，苏童完全超越《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境界，那种梦幻，那些打动人心灵的意象不断从里面飞出来，这就是他暗功夫的一种表现。”“我真的觉得中国80年代这一代先锋写作的这些人，正在回归传统并开始接地气。”

　　北师大资深教授童庆炳也对这样的功夫表示赞许：“只有真正的作家，才能够凭着自己童年的一些观察、体会，把童年的生活延伸、扩大，加以变形，然后写出像苏童笔下这样的女性的世界。”回忆当年的学生，童庆炳表示苏童对女性的解构视角超乎他的想象。

　　同是老乡的作家格非，也格外欣赏苏童一向适可而止乃至未竟即止的气质，“苏童的作品永远不会过头，他非常随意，当然这随意背后自然是有功夫的。从缺点上说，这种方式可能没法达到完美，火候上会欠一点，因为他大大咧咧，当停就停，不刻意、不做作，哪怕稍欠一点，也不要熟过头。”

　　事实上，单纯依靠“先锋”二字已经远远无法涵盖当年的先锋派作家的全部书写。莫言在谈起格非与苏童时说：“这是两位著名先锋派的作家，实际上他们身上有很多非常入世的东西，‘先锋’很难概括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