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忆张枣(陈东东)

　　张枣把中国当代诗歌视为一种奇观，哪怕以世界诗歌史作为参照。他曾如此赞叹过中国当代诗歌：

　　它无疑是世界文学中最活泼的一股生力，它在汉语中一直保持了先锋势头，从来未曾妥协过，因而处境也最艰难。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精神可贵。它的读者和支持者少得出奇，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学知识分子缺乏读现代诗的修养，绝大多数所谓后朦胧诗人也无海外的译介，诗人全无社会地位，没有一举成功而改变经济状况的可能，连出诗集的机会都少见，写作基本上可称作是同行自娱，但仍有那么多聪明的脑袋干这个事业，真是奇迹！

　　我很晚才见到张枣。1996年，他34岁，要是从受到号召向“小靳庄诗歌”学习的影响开始写诗算起，他的诗龄已经二十年；他离开中国也有十年了。那年春节前的某一天，我在南京路和平饭店的旋转门前第一次跟他碰面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他的人生仅仅剩下了十四个年头……看上去，他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虽已发胖，开始膨化，但那的确是他各方面大有起色、甚至堪称最好的时期。令他备受煎熬的博士论文写作差不多接近完成，不久他就获得了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文哲博士学位，并在图宾根大学有了教职，清苦多年后头一回拿到了还蛮喜人的固定薪金；他又结了婚，跟一个同在德国的上海姑娘，并且有了一个儿子；他已经写下了令自己满意的诗，《卡夫卡致菲丽丝》和《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等等，它们属于他最重要的作品。“我这辈子只愿有份好工作，轻松，时间多，薪水高。”这话正是张枣在那个时期写给香港诗人黄灿然的一篇书面答问里所讲的，其前提是“心中却包含诗歌写作的喜悦”——“我不想当专职诗人，诗在任何时代都不该是职业，”他喜欢“混在人群里，内心随意而警醒。”那个时期，似乎，他已很接近这种他想要的生活了。到上海的时候，他的行李箱里，放着一卷他编选好的自己的诗，后来它们以《春秋来信》这个书名出版，收了六十几首诗和一些译诗。这本他称之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诗集，展现了他希望被读者看待的诗人形象。有一次提起叶芝，张枣说叶芝的好诗率是现代诗人里最高的。我想《春秋来信》的好诗率也不低。跟他第一次见面的当天晚上，在一家小饭馆里他让我看他的那卷诗稿。“我是个大诗人”，他说，说了不止一次。

　　1996年的张枣还很年轻，可是，我从那时候跟他初识，尔后交往的，却已经是一个晚期的张枣。不过，早在十年前，1986年，他去德国不久即写给我一封信。我跟他一来一回，通了十年信。那十年里他的生活一定是艰辛的，他信中的抱怨倒并不过分：“你可以想象国外生活的紧张节奏吗？不但省略了我们十分颓废的午睡，吃饭也马马虎虎，睡眠也随随便便，生活就是一只表，昼夜不停地运转。对于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这种好逸恶劳的家伙，算是一场大惩罚。”大概，尽管如他所说“我在海外是极端不幸福的。试想想孤悬在这儿有哪点好？！”但他认为“这是神的意旨，我很清楚。”所以他觉得，“这个牢我暂时还得坐下去。”他最大的孤独是到了德国后掌声尽失，没有人知道他是个诗人；而在去德国之前，在重庆，张枣充分享受着对形成其诗歌观念和诗歌追求大有裨益的知音之悦，那像是一个诗歌写作的磁力场，他自己是磁极一端，另一端是诗人柏桦。《镜中》《何人斯》《早晨的风暴》《秋天的戏剧》和《灯芯绒幸福的舞蹈》等张枣早期的作品，语调里都有着磁化了的吸引力。决定去德国，张枣知道对他意味着什么，于是会有将之视若“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刺客之歌》；在那里打电话给我，会说他是在“苏武牧羊”。到德国几年后他有一首自况之诗，《海底被囚的魔王》，尽显其压抑、憋屈、无助和呼救。“这个牢”，到1996年的时候，也许算坐出来了。后来有一次，看到他从虹桥机场下飞机后便打车直扑岳父母家附近的南货店，也不倒个时差，就在那儿尽情地抓起这块腊肉闻闻，拿过那段火腿捏捏，我就很能明了他在德国过的是怎样的日子，猜他回来了真的会有一种解放感。反正，1996年，他已能用一种隔岸的眼光看待他在德国的过去十年，要我相信(其实是让他自己相信)，是神在以某种方式保护他的诗才。

　　他跟我说这种话，是在一个多月以后又见面的时候。这期间他离开上海岳父母家回长沙过春节，又去了四川、北京等地，相对充分地领略了他十年没有返回的祖国，玩耍了一大圈旧雨新知。他发现，那种80年代的印象和记忆，尤其是他在国外怀念的诗人和诗人间热切的知音般的东西，已经被另一个时代荡涤，几乎无存了。他的感受大概比惋惜还要凄凉。我记得一个月前从上海出发时，他跟我说：“我这回要去搞清楚柏桦为什么90年代就不写诗了，我一定要让他继续写诗！”这件事情，他后来再不提起了。不管柏桦自己是出于什么原因停下诗笔将近十年未写，我想，张枣或许以自己的感受为自己解释了柏桦何以不写诗了，也知道不能或不必去劝柏桦继续写诗。

　　当那本《春秋来信》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随后德汉对照本《春秋来信》由黑德浩夫出版社出版，他将诗集拿给我看的时候，表情里有一种收工后的放松。不过张枣更有着不甘。他说胡冬看了《春秋来信》后跟他说“保持晚节吧”，他从中听出来的是“不要再写了，以免减分……”但是，张枣说：“我还要写，要写跟以前不一样的，但同样好的诗。”果然，1999年的时候，他写了一首长诗《大地之歌》送给我。那的确是一件跟他以往的诗歌大不相同的作品，而且，还要好，如果允许这样去对比的话。我跟他开玩笑说这得归功于上海，他表示赞同。

　　他总是对上海赞不绝口，说看到了上海，才相信中国的现代化肯定会成功。他自称从一个上海的女婿很快就成了上海主义者。上海，这个中国现代性历程的缩影和梦影，为他的写作提供过一个新的兴奋点。1997年，张枣在短诗 《春秋来信》里写道：

　　云朵，砌建着上海。

　　我心中一幅蓝图

　　正等着增砖添瓦。我挪向亮处，

　　那儿，鹤，闪现了一下。

　　两年后便有了长诗《大地之歌》。有意思的是，鹤也在他这首吟唱上海的长诗里闪现。要是再多读一会儿，就会发现，鹤岂止“闪现了一下”，作为中国精神和文化传统之象征的鹤，实则统摄着这首长诗。张枣试图从汉语古典精神中衍生现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的诗歌方法，在《大地之歌》里得以痛快淋漓地运用，以至他的诗别开了生面。他以《大地之歌》超越自己，创出新境，启示其更大的写作格局……——不免要让他苦笑的是，说起张枣，人们却只会提到《镜中》。

　　固然，《镜中》是张枣的代表作。“代表作是一个诗人某阶段写作的必然的最高的结晶。”他曾在一篇短文《略谈“诗关别材”》里如是说：“我们知道一个坏诗人的最大标志就是没有代表作。代表作像跳跳棋局里的骰子，一定得抛出个‘6’才能让棋子起步……”张枣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抛出了这个“6”。 有一次，走进一个黑暗的房间，我打开灯，张枣在后面咯咯笑起来说：“陈点灯”，然后说他则会被人唤作“张镜中”。那首写于1984年秋天的《镜中》，被太多的人喜爱。我说我有点儿后悔写了《点灯》和《雨中的马》，以至于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像是被定格了。他沉吟了一下，故意字斟句酌地说：“对于《镜中》，在下亦略有同感也……”好诗人抛出“6”以后，其实还会抛出好多“6”，还会抛出“12”、“18”……不知道能不能抛出“60”来。张枣的《卡夫卡致菲丽丝》和《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要是抛出了“18”，《大地之歌》也一定不下于“18”，而且还是新开一局后头一把就直接抛出的“18”。这之后，他又写了《醉时歌》《钻墙者和极端的倾听之歌》和《父亲》等几首杰作。

　　但是，很奇怪，他也变得如他在写于2008年的一篇文章《枯坐》里说的那样：“写不出(诗)，每次都被一种逼仄堵着，高兴不起来”了。对于张枣，写诗却是需要高兴的，他越因“写不出”而“高兴不起来”，就越“写不出”。对于自己的“写不出”，我不知道，他是否像1996年回国时想要搞清楚柏桦为何不写诗那样，去一探过究竟。

　　从1996年到2007年，张枣的生活有了许多变化。在图宾根大学任教数年后，他在德国不再有任教的机会，依北岛一篇短小的回忆文章所说：“2004年……他(张枣)的状态不太好，丢了工作，外加感情危机。家里乱糟糟的，儿子对着音响设备踢足球。”有了第一个儿子没几年，张枣又有了第二个男孩，经济负担加重了不少。所以，2005年他到开封河南大学任教，后来又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做教授，改善家庭经济是一大原因。当然，张枣很早就有回国的打算，尽管1996年阔别后所面对的中国，那种他所谓“痛失中国”的感受其实形成了他的一种自我阻止，但他还是感到他在海外“得不偿失”，因为他“渴望生活在母语的细节中”。在给黄灿然的书面答问里他还写道：“我相信我作为诗人的命运只有回到祖国才能完毕”。只是，后来，他那“该像一只蝉儿一样飞回去唱一唱”的设想并非没有被动摇。李笠悼张枣的诗里写到新世纪他俩在北京碰到，张枣告诉李笠：“除了灯红酒绿，还是灯红酒绿。但天天洗脚又有什么意思啊？！”张枣也完全同意北岛对他说的，“声色犬马和国内的浮躁气氛会毁了他……你要回国，就意味着你将放弃诗歌。”……然而他却还是不得不回来，而且在北京买了房子。我想这跟戒烟大不同，他该不会又是“想玩一玩意志”吧？——张枣“写不出”的“高兴不起来”，或许与这些有点儿关系。

　　在河南大学教书的时候，他邀我去开封玩几天。那几天的情形，我在别处已写到过一些，此时我想起的，是他带着我在雨后泥泞的小吃街转悠的样子……同样在转悠的还有几条野狗。我跟他说：我们差不多就跟狗一样在到处觅食。他于是站下来，看着眼前疮痍的街景不动了。终于我们在一处昏暗的灯光下坐定，各吃了一笼包子。他说：“太便宜了，我很想在这里吃到贵一点的包子，但是没有，只有这种便宜的包子。”这话听起来，总像是还有个别的什么意思。

　　他到北京做教授，我也去看过他一次，那是2009年的秋天，一场盛大的阅兵式结束以后没几天。他兴致勃勃地要我陪他去街边找阅兵式的DVD，前几天的和历年的全都买下。他又带我去吃他推荐的包子，颇为得意地问我：“怎么样？好不好吃？！”有一天我跟他和宋琳、马僮想去大觉寺，车在暮色里开来开去却一直找不到大觉寺，张枣开心得咯咯笑个不止，说：“这样最好玩……去一个地方玩却找不到那个地方是最好玩的……”这话听起来也有点意思。

　　我在他买下的北京那套两室两厅的房子里住了几天，早上起来，都会发现他已经坐在书房的电脑跟前了。他跟我说：“现在，每天6点，我都会准时打开电脑。”有几年了，他常把“生活没意思”挂在嘴边——要么能写诗，要么谈恋爱，否则生活就没什么意思——而他一直都想着从这种“没意思”和“高兴不起来”里突围出去。张枣曾说自己写诗郑重其事，如履薄冰，轻易不下笔，但却又似乎天天在写，忙得很。他最后的阶段，这么每天一大早就坐定下来，正属于那种“忙得很”，属于突围的努力之一种吧。当他忧愁于“写不出”，我提议他不妨多译一点诗——他会好几门外语，却一向译得太少——于是他动手译出了近30首史蒂文斯的诗，又补全了以前选译的史蒂文斯的《徐缓篇》。翻译的那段时间，他的振奋堪比将近二十年前他从德国给我打来国际长途时的激动。那时他会在电话里说：“我正写一首诗，我先念前面几句你听听……”；翻译期间，他会在MSN对话框里说：“刚刚又科研出一首，绝了，传给你看……”我还找过出版商，想请他翻译“里尔克后期诗集”和“策兰诗选”，这些继续突围的事情，后来都没有来得及去做。

　　另一件没有来得及去做的事情，是张枣打算以他自己的眼光去编一部“新诗选”。在他家住着的时候，一个月后他最后一次到上海的时候，张枣有几次跟我谈起这部他设想的“百年诗选”(计划在2017年出版——如果将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刊出胡适的8首白话诗算作新诗发轫的话，到2017年正值一百年)，说是出版方他都找好了。编一部诗选是一次批评，编这么一部“百年诗选”，更像是在撰写一份他眼中的中国新诗史。他确乎拿出过一页纸，要过一支笔在上面写写画画，想要列出个入选诗人名单来，然而这名单并不曾成形。前些日子，纪念张枣逝世五周年，许多朋友都在谈论他。也有人提及张枣欲编“百年诗选”，还让大家猜猜看张枣会选谁不选谁，意即哪些诗人会入张枣的“法眼”。

　　实际上，从张枣的博士论文Auf die Suche nach poetischer Modernit't die neue lyric Chinas nach 1919(《1919年以来中国新诗对诗性现代性的追求》)，就能见出他对新诗史的看法，这种看法，在他后来的讲课(《张枣随笔选》里收录了他的一些讲稿)和言谈中多有体现。譬如，张枣认为：“作为新诗现代性的写作者，胡适毫无意义，也无需被重写的文学史提及。我们新诗之父是鲁迅，新诗的现代性其实有着深远的鲁迅精神……”他特别重视鲁迅的《野草》，已经为一本关于《野草》的专著写了一些章节。梁宗岱、废名、闻一多、李金发、戴望舒、冯乃超、冯至、穆木天、穆旦、王独清、徐志摩、徐玉诺、陈梦家、陈敬容、何其芳、卞之琳、艾青和牛汉等等这些在他的论文里频频出现的名字，我想，也一定是他“百年诗选”的基本构成。

　　他的论文也论及诸多中国当代诗人，食指、多多及今天派诸君，四川五君及万夏和周伦佑，北京的海子和西川，上海的陈东东、陆忆敏和王寅，南京的韩东，昆明的于坚，福州的吕德安，海外的宋琳、胡冬和孟浪等等；其中许多人的诗还常常被用于在海外复刊的某杂志，张枣长期担任着这份杂志的诗歌编辑；他跟宋琳一起编过一本书名为《空白练习曲》的中国当代诗选，也选入了这些当代诗人的作品。不难想象，他们会在那本没有成为事实的“百年诗选”里演重头戏。

　　跟我的看法一致，张枣也把自文革以来的中国当代诗歌视为一种奇观，哪怕以世界诗歌史作为参照。在前面提到的那个书面答问里，他曾如此赞叹过中国当代诗歌：

　　它无疑是世界文学中最活泼的一股生力，它在汉语中一直保持了先锋势头，从来未曾妥协过，因而处境也最艰难。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精神可贵。它的读者和支持者少得出奇，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学知识分子缺乏读现代诗的修养，绝大多数所谓后朦胧诗人也无海外的译介，诗人全无社会地位，没有一举成功而改变经济状况的可能，连出诗集的机会都少见，写作基本上可称作是同行自娱，但仍有那么多聪明的脑袋干这个事业，真是奇迹！

　　张枣自己也大为骄傲于他恰是其中重要的一分子。“诗给诗人的唯一酬报就是诗”，这一点他早已想透，不过他并未修炼到能够去“独孤求败”——“不妥协，包括不向同情者和善意的外行妥协”，尽管他清楚“执意处在失败的状态中，故意去对自己成功的可能性进行捣乱，是今天诗人得过的最后一关。”张枣知道许多诗人过不了这一关，而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过这一关。有时候，他会觉得同行们仿佛故意忽略了他，那么，我说，2000年，由几位优秀的同行评给他和多多奖金一万美元的“安高诗歌奖”说明什么呢？而且，他其实知道，故意忽略恰好是一种最大的重视。他的最后两三年主要住在北京，但没有去凑北京诗歌圈的那种热闹。坐在书房里，他说，我就想自我边缘化自己。他这么说的时候，我想起的是他的自我评价：“就我写诗的这个向度而言，我可以说，五十年内没有人能赶上来超过我……”于是我说起我对卡瓦菲斯的欣赏，除了因为其诗，还因为，更因为，卡瓦菲斯以其安详平淡毫无所谓的方式与其说展现，倒不如说隐匿着他的诗歌自信。张枣想了想说：那还得再给(他)一些时间……

　　作者简介

　　陈东东，诗人，作家，现居上海和深圳，主要作品有诗集《导游图》《流水》《夏之书·解禁书》和随笔集《黑镜子》《只言片语来自写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