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活的热爱与嘲讽——被低估的林语堂(薛忆沩)

　　1.这本书的书名吸引了我。我将它从书架上取下来，推荐给身边的少年。他马上也被这本书的书名征服了。他说出了一个不大文雅的词，赞叹这书名的高雅。我建议他在等我翻找其它书的时候翻读一下这本书。他坐下来，翻开了陈旧的封面。我想这应该是他到目前为止接触过的最“古老”的书。它出版于1940年。贴在它最后一页上的“归还日期”登记条中的第一个记录是“1944年1月27日”。

　　从图书馆回家的路上，我们要翻过蒙特利尔最安静也是最“高尚”的山头。身边的少年困惑不解地问我：“为什么一个中国人可以写出这样精彩的英文？”

　　WithLove and Irony是林语堂自他最出名的随笔《生活的艺术》(1937年)和他最出名的小说《京华烟云》(1939年)之后在美国出版的又一本随笔集。它洒脱的书名可以直译为《带着热爱与嘲讽》。作为1938年美国非小说类头号畅销书(《生活的艺术》)的作者，林语堂想通过这本书再一次向美国的读者显示一位来自中国的文学大师生活的艺术。这艺术中最强烈的色彩当然就是“热爱与嘲讽”。

　　这是我第一次用英语来读林语堂。还没有读完第二页，我就已经意识到，林语堂如果不是“必须”用英语来读的话，至少是“应该”用英语来读。继续读下去，“应该”的宽容渐渐被“必须”的固执逼退。我开始强烈地意识到我们是怎样地低估了这位中国的文学大师对世界的贡献。现在我肯定，只有通过他如此精湛地掌握的这另一种语言，才可能准确地接近林语堂，精确地理解林语堂，正确地评价林语堂。

　　《带着热爱与嘲讽》共收入林语堂的49篇随笔。话题从孔子到乞丐、从裸体到自由、从旧官僚到米老鼠、从家中的男仆到中国的“未来”……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四通八达，铺天盖地。

　　在《我怎样搬进一个套间》的第一段，谈到生活质量的下挫，林语堂说，美国人的反应是对“事实”(fact)的无奈，英国人的反应是对“跌落”(fall)的感叹，而作为中国人，他自己的反应是对“命运”(fate)的接受。在这里，林语堂用了三个以“fa”开头的同由四个字母构成的词。这不是修辞上的小聪明，而是文学上的大手笔。而《与萧伯纳的交谈》一篇的第一句话是“萧伯纳有一次(once)在上海访问(looked in)同时要再一次(again)留神小心(looked out)”。这里面两个动词词组和两组副词之间的呼应简直是神来之笔。类似对语言的玩弄在林语堂的这本随笔集中随处可见，它们不仅有恰到好处的妙，还有入木三分的神。

　　语言的魔术与思想的敏锐和表达的幽默在绝大多数篇章中都结合得十分贴切。在《言论自由》一篇里，谈到语言是人的特权，林语堂举例说，老虎吃人的时候只会用咆哮来表达自己的满足，而不会模仿杀害记者的军阀，说：“我的道德命令我吃掉你，因为你危及了中华民国的安全。”在《我喜欢与女人交谈》一篇里，林语堂写道，从女人那里可以听到绘声绘色和纠缠不休的谣言。比如一个女人不会介绍某人是“鱼类学家”，而只会介绍他是某上校的“妹夫”。接下来的故事可能是，那位上校死于印度的时候，她自己正在纽约的一家医院里接受阑尾切除手术。再下来的故事可能是，上校曾经带她到某花园散步或者切除阑尾的医生有很性感的胡须等等。林语堂写道：“生活是由出生，死亡，阑尾炎，麻疹，香水，生日晚会，而不是由鱼类学或者本体论构成的。”

　　年轻人，放下你手里那本无聊的六级模拟试题，去欣赏一下这位中国的文学大师用英语对世界做出的迷人的贡献吧！

　　2.紧接着那一句极为精彩的开头，林语堂对萧伯纳到访那一天清晨上海报纸的报道做出了反应。萧伯纳之所以要“留神”是因为有人在报纸上扬言要借此机会冷落一下这位说话从不留神的大师。他们的做法是要让萧伯纳在上海的停留一点也不“引人注目”。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那些人处在一个刻薄的悖论之中：如果他们什么也不做，萧伯纳的到访一定“引人注目”；而如果他们真的做了什么，萧伯纳的到访一定更会“引人注目”。

　　上海不相信伤害。在《与萧伯纳的交谈》的第二段，萧伯纳已经在上海最引人注目的客厅里坐下来了。他坐在靠近壁炉的沙发上，“完全放松”并且精神矍铄。在座的还有“蔡博士”以及客厅的女主人。谈话开始的时候，“其他的客人”还没有到。这个很小的细节肯定对这篇文章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它使林语堂可以马上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位西方大师的身上。从那次午餐后留下的那张非常著名的照片里，我们可以目测出“其他的客人”这个很平常的名词短语在这个特殊的情境下很不平常的含量。出现在那张照片里的一共有四个中国人，除了文章中提到的宋庆龄女士和蔡元培先生以及林语堂本人之外，还有就是在文章中一直没有出现的鲁迅先生。

　　谈话很快转到了萧伯纳的几位传记作者身上。有一位传记作家原来想写一部“耶稣”的传记来解决自己的生计，可是，他的出版商对他的选题不感兴趣，提议他去写一个叫“萧伯纳”的人的传记。萧伯纳说，那位传记作者根本就不知道关于“萧伯纳”的任何事情。他在初稿中将所有的“事实”都搞错了。

　　不幸又万幸的是，传记初稿接近完成的时候，传记作者突然去世。接近完成的初稿经出版商转到了萧伯纳本人的手里。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对它进行修订和编辑。

　　萧伯纳告诉他的中国崇拜者，自己更正和增补了不少的“事实”，却刻意保留了传记作者的基本观点。接着，萧伯纳还提到穷困潦倒的传记作者去世的时候没有给家人留下其他的遗产。林语堂意识到，尽管是萧伯纳本人的努力导致了这部传记的完成，传记作者的妻子却得到了全部的版税。

　　关于这部传记的交谈继续下去。萧伯纳接着提到了读者的反应。他说他的一些朋友在读完传记后给他写信，抱怨传记作者不应该在传记里面暴露那些“冒犯”大师的细节，也抱怨萧伯纳本人没有利用工作之便将那些段落删除干净。林语堂马上给出了萧伯纳本人对这些抱怨的回应。萧伯纳回应说：“事实上，那些段落都是我自己加进去的。”

　　这显然是林语堂这篇文章中的最大的“包袱”。但是，林语堂抖得不露声色。他没有再对大师的英式幽默做任何多余的评说。他转而细致地描写起了大师说话时的表情。大师总是紧锁的眉头让林语堂想起中国戏曲中魔鬼的脸谱。而在这威严的外表之下，林语堂却捕捉到了一个“敏感而仁慈”的心灵。

　　在萧伯纳抵达上海的那一天，当地长达几个星期的梅雨突然停了。接下来的轶事曾经广为流传：有人恭维萧伯纳说，在上海见到了太阳是他的幸运。而萧伯纳却说，在上海见到了萧伯纳是太阳的幸运。

　　林语堂在文章的最后对大师的胸怀做出了最虔诚的反应。“我想起了穆罕默德和那座大山。”他这样写道。通过这神圣的典故，大师和他眼前的大师同时获得了庄严的神性。

　　这篇好玩的文章就结束于神性显露的一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