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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呼唤崇高(周文)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3月30日09:27 来源:中国作家网 周 文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好的文艺作品应该像阳光、像清风,可以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直击今天文艺创作的要害,非常及时地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对我国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面对文艺创作的庸俗雾霾,必须用崇高精神,用它那高山与大海、狂风和暴雨般的力量,才能“扫除颓废萎靡之风”。艺术需要崇高,在今天,艺术更是迫切呼唤崇高。

  作为重要的美学概念,崇高是指审美对象因其峻拔、伟岸的感性形象,与强大的物质力量、精神力量,而使审美主体受到震撼、敬畏,审美主体继而为之感召、鼓舞、激越,克服恐惧与痛苦,产生一种超越审美对象的思想与情感,这种审美情感使得精神境界获得巨大升华。崇高的审美对象,一方面是高山、大海、日月星辰等大自然,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生活领域。前者主要体现为大自然的宏伟、壮阔,后者则表现为人类在追求光明、真理、正义、真善美的过程中,虽然经受艰难困苦、遭遇挫折甚至失败,却依然不屈不挠、九死尤未悔。崇高是人类伟大精神的集中体现,具有荡涤一切黑暗、谬误的强大力量。崇高显示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或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和精神高度。

  在美学范畴和艺术创作中,崇高最鲜明地体现在悲剧艺术里。但是,今天却是一个喜剧的时代。喜剧的目的是娱乐,本是人类生命本能的释放,在早期严酷自然压迫、封建统治与宗教神权的长期压抑之后,追求喜剧与快乐成为文学艺术的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今天,无论影视艺术还是现实生活,我们显然都娱乐过度、喜剧过度了,喜剧沦为了闹剧、滑稽戏、荒诞剧。

  多年前,当《快乐大本营》在我国率先刮起快乐旋风之后,娱乐盛宴便铺天盖地。电视选秀此起彼伏,相亲节目、情感节目、冲关节目各擅胜场,戏说、恶搞、炒作遍布荧屏内外。近几年的国产电影作品,莫不以搞笑卖萌为主要手段,《心花路放》甚至被宣传为“艳遇之旅”、“性爱之旅”。而荒诞抗日题材电视剧虽遭受诟病,但类似作品却依然充斥荧幕。观众在肤浅、廉价、低俗的娱乐中史无前例地开发着自己的声色感官,而影视制作者们为了市场和收视率则一味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

  喜剧最重要的特征是非现实性、非理性,即目标、情境、人物、情节、解决问题的方式、结局等要素的扭曲与夸张。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之《悲剧:秋天的神话》中说,“传奇中的人物大多是梦幻式的;在讽刺中,人物大多是漫画式的;喜剧中,为适应大团圆结局的需要,人物的行动不免遭到扭曲;而在真正的悲剧中,主要的人物却摆脱了梦幻”。

  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在精心策划的媒介事件、媒介环境的包围下,特别是在对名与利的狂热追逐中,今天的世界已经大大丧失其现实性,凡事好像都只是一个玩笑。浏览电视、网络、报纸,各种光怪陆离的人和事仿佛取之不尽的人间喜剧,令人瞠目结舌,你会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炫目感觉。几年前,不同省份的几个地方政府为争抢注册“西门庆”的故乡而闹得沸沸扬扬,在啼笑皆非、哑口无言之余,你难以相信这是真实的事件。即使碰到一宗重大死亡事件,也会被媒体娱乐化之。

  与此相对应,最充分展示崇高精神的悲剧艺术已经式微,从近一二十年以来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戏剧影视创作即可见一斑。20世纪90年代初,莎士比亚最著名的悲剧《哈姆雷特》在当今颇负名望的戏剧导演手里被改编得面目全非,其主人公已被脱去丹麦王子高贵的衣袍,披上了破旧的麻布衣;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已经黯然熄灭。同样是《哈姆雷特》,被另一位导演改编成了电影《夜宴》。《夜宴》的主题成了争权夺利、阴谋、杀戮、背叛与欺诈。纵览全片,与悲剧无关,哈姆雷特的人文理想杳无踪影。

  我国的经典悲剧《赵氏孤儿》也难逃被阉割的命运。2003年,戏剧导演田沁鑫和林兆华同时将《赵氏孤儿》搬上舞台。在田氏版本中,当孤儿长大,程婴告之屠岸贾是其杀父仇人,要他伸张正义、为父报仇时,孤儿陷于迷茫,不知所措,孤独出走;林氏版本中,孤儿干脆反问:“你们前辈的事与我何干?!”说完便进宫享乐去了,留下程婴与屠岸贾一片茫然。几年后,陈凯歌又将《赵氏孤儿》改编成了电影,主题与两个舞台剧大同小异,即赵氏孤儿在养育之恩和杀父之仇之间踌躇难决。三个版本几乎都有意淡化了屠岸贾的罪恶,甚至将他设置成一个受害者,其实质是模糊了是非对立,放弃了正义对邪恶的反抗与审判。

  在最经典的意义上,悲剧艺术的本质和内核是崇高,是真理和正义的呼声。悲剧艺术的主人公大都具备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精神。所以,当哈姆雷特没有了人文主义理想,成为权力与阴谋的附庸,当程婴舍子救孤的行为被质疑,在失去崇高的精神内核之后,这些作品就已经不再是悲剧艺术了。

  瑞士大戏剧家迪伦马特在《戏剧问题》中谈到,作为一种庄严的艺术形式,悲剧生存的土壤是一个理性、井然有序、个体占有重要地位的世界,面对现代社会极端的物质化、混乱和人的高度异化,追求崇高精神的悲剧已经无力表现和把握。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恢弘的形式,而混乱无序的时代,只有喜剧、闹剧、悲喜剧、荒诞剧的形式才能与之匹配。但是,我们认为,只要有真理与谬误、光明与黑暗、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斗争,人类对崇高精神的渴望就不会消失。作为崇高精神最集中最强烈的艺术形式,悲剧艺术也不可能消亡。

  近期,国家话剧院重新排演了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著名悲剧《萨勒姆的女巫》依然受到热烈欢迎。剧本取材于美国历史上一个真实事件,在萨勒姆镇,因为几个女孩的游戏、巫术、玩笑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抓魔鬼同伙的闹剧,全村所有人都卷进其中。由于现实的利益与仇怨,一个纯粹莫须有的事件最后演变为人人恐怖的谎言与诬陷,100多人被抓,许多人被判绞死。该剧的主人公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农民,他始终拒绝承认自己有罪,为保存自己的清白,毅然赴死,一股崇高的浩然正气直冲云霄,深深震撼了观众。

  《赛德克·巴莱》表现的是台湾日据时代的“雾社事件”,当地原住民不堪日本人的侵略与压迫,为了自己民族的信仰与生存奋起反抗,以区区300多人对抗数千名武装精良的日本军队,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泰坦尼克号》以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海难为背景,表现了爱情的崇高与伟大。两部影片的故事都是悲剧性的,在面对外来威胁时,剧中人都主动放弃了生命,勇敢而从容地选择了精神的高贵。《赛德克·巴莱》中人们为尊严、信仰视死如归,向死而战,崇高、浩然之气感天动地。这与当今社会人们匍匐于权力、金钱、物质脚下犬儒般的生活形成强烈对照。《泰坦尼克号》里,杰克和露丝的爱情与泰坦尼克号相得益彰,在灾难与死亡中升起了人类永恒的爱情和人性之光。

  崇高作为人类的本质力量,永远存在人们心灵。在高度物质化、娱乐化的今天,在喜剧娱乐泛滥的时代,人们精神贫乏、萎靡、混乱,尤其需要崇高精神。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言,“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面对这种情况,任何一个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工作者都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弘扬崇高精神,高举真理、正义与真善美的旗帜,反抗平庸、贫瘠的现实生活,反抗一切扭曲人类精神的因素,引导和培养观众,给燥热、喧嚣的喜剧和闹剧来一场暴风雨般的洗礼,促使人们从极度的物质生活和感官麻醉中清醒过来,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用崇高精神净化人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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