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学发展遭遇市场“瓶颈”(黄桂元)

　　回顾近3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轨迹，“市场化”已经成为起某种主导作用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文学被纳入“市场化”的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初，这之前，岁月留给我们的是一段难忘的文学记忆：创作思潮此伏彼起，诸多文体各显其能，文论界“方法论”争奇斗艳，勇闯禁区的先锋小说令人目眩，可谓思想解放、艺术回归、流派纷呈。突兀而至的资金“断奶”政策引发全国范围的文学期刊“改版潮”，随之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转型全面启动，首当其冲的就是作家。面对现实，重新洗牌，文学界的分化几乎就是一种必然。一些作家漂洋过海，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经过短暂茫然弃文经商，或贩书、或制片、或开公司、或做酒店，甚至涉足房地产。这样的分化具有某种划时代的颠覆性，其波及之广，涉及到写作者的职业路向、题材选择、出版策略、艺术评价系统等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诸多层面，且其势不可逆。人们终于意识到并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怎样评价，制约文学的市场“瓶颈”已经形成。

　　面对“市场化”时代的到来，不少作家曾困惑、纠结，甚至内心挣扎。他们笃信高蹈的文学只关乎心灵高地与精神家园，它的上帝和裁决者本应是“缪斯”而不是市场，如今不同了，文学发展竟需要与市场行情直接挂钩方有出路，市场的脸色犹如悬在作家头顶的一柄达摩克利斯剑，“缪斯”却成了无足轻重的陪衬。怎奈大势所趋，无论如何，中国作家迟早要接受这种考验。而一些欧美经典作家很早就有过切肤之痛，他们的作品传播虽受惠于市场，却又对其怀有戒心和忧患，甚至有意或无意地成为商业化时代的抗拒者，警惕自己沦落为资本与市场的仆从，有些作家的作品甚至被文学史定义为“批判现实主义”经典。他们深知，文学是人类精神的栖居地和心灵驿站，若只为市场获利而不顾写作底线，人类的真善美将无所依托。

　　文学与市场融合，曾被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称之为“文学场”，既然并非现阶段中国社会所独有的社会现象，因势利导，也就没那么可怕。从世界范围看，一个成熟而有序的文化市场完全可以使许多经典文学成为具有“长销”价值的销售亮点，并由此见证，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与“市场化”是密不可分的。这意味着作品与市场的关系并非势不两立，而可以互为养殖、相得益彰。许多近现代世界经典作家和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作品正是得益于“市场”的青睐和推广，方被无数的文学爱好者所耳熟能详的。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那样“难以卒读”的长篇巨制，也是依仗市场的作用才逐步拥有了卓越的声誉与特定读者。而俄罗斯文学的整体号召力，在前苏联出版市场更堪称奇迹，且不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诸多小说巨匠，仅以诗人为例，半个世纪以来，普希金三卷集第一次印数是25万册，第二次印数跃升为325万册，1985年第三次印数竟达天文数字的1070万册。其他诗人的作品印数也很可观，1988年出版的《丘特切夫诗选》和《费特诗选》，印数分别是50万册和30万册，考虑到前苏联的人口基数，这样的码洋实在令人惊叹。培育出如此众多的文学人口，市场的“神奇”功能又怎可忽视？

　　但我们更不能忽视的是，市场对文学的发展又具有巨大的难以掌控的双刃剑作用。文学作品，无论小说、诗歌，抑或散文、纪实，都是凝聚着作家思想智慧和艺术心血的结晶体，一旦进入市场流通环节，便成为可以出售与消费的商品，必然有某些使用价值，却又与普通商品不可混为一谈。文学的使用价值、精神特质和审美趣向是必不可少的核心，这也是文学不同于一般商品的地方，文学作品如果缺失这些属性，则与一堆废纸无异。文化市场有纯文学的存在和支撑，不仅昭示了雅俗文化并没有出现比例失衡的格局，还显示了文学界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终止对于人类诗意栖居之所的追求与寻觅，正如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所说的，“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了他的世界的人。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是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的内心的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造了一个世界”，这样的“世界”维护了文学在市场中的尊严和声誉。

　　“市场化”的文学时代，资本是滚烫的、诱人的，对作家也是有异化作用的；市场是神奇的、魅力十足的，也往往布满了误区、陷阱。从市场的出版、流通、销售环节一方来说，商家需要通俗故事吸引受众眼球，出版社的自负盈亏体制需要挣钱养“家”，从作家一方来说，在市场流通和销售中获取应得的经济利益，靠“市场化”途经提高自己的生存质量，步入富庶、体面的中产阶级圈子，这都无可厚非。出版商积极迎合市场，从经营作品转向经营作家，也是市场规律使然。但文学毕竟不是商品，作家一旦乱了方寸，降格以求、唯利是图、走火入魔，或把写作托付给市场，甚至让市场把自己“包养”起来，文学前景必然是暗淡无光的，这无论对文学还是对作家，都会是一条歧途。庞德认为，任何为钱写的东西都一文不值。沈从文强调作家必须认识自己、尊重自己，反对把出路寄托在收入上。德国汉学家顾彬曾对中国文学现状有过一些逆耳的批评，他发现，“中国一些作家功利心太重了”，“很多写长篇小说的作家把自己卖给了市场”，他劝诫，“真正的作家，要有耐心，100年后也许你才会被世人了解，当下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作品本身，而不是天天盯着市场——那不是文学，那是写畅销书的人干的事”。王安忆也曾谈到一个奇怪现象，在一些作家同行那里，卖书比写书还重要，这完全是本末倒置。文学与书肯定不是一回事，文学需要以书的方式呈现自身，但书只是作品的物质载体形式，究竟在市场中可以变现多少“银两”，不应该成为文学写作的终极追求目标，作家若把市场营销看得比写作本身还要重要，此动机下催生的作品之质量和境界无疑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作家是以写作为本的文学生产者，偶尔客串一把书商营销角色，吆喝几声自家产品，未尝不可，若一门心思“功夫在诗外”，把主要精力用于交易和盈利，对文学心里不再有所敬畏，就很危险。用市场的“成功”换取文学操守，如果只是个人行为，其负面影响还是有限的，若辅之以书商叫卖、媒体炒作、评论家吆喝，大肆推行市场营销术，其客观后果就更加恶劣。

　　一个成熟、有序的文化市场，未必一定要求是高品位文学作品的集散地，但也不能成为通俗读物的大本营，成为各类性爱、警匪、侦探、奇幻等题材的流行“读本库”，成为五花八门、各取所需的低层次大众文化超市。此外，作家还要对“粉丝”现象有清醒的辨别力。对于文化市场中的“粉丝”现象，王安忆认为，作家需要的是读者，而读者并不就是所谓的“粉丝”。粉丝的狂热追捧对作家很有诱惑性，却往往浮躁不堪，有追逐时尚，随风而倒的特性，今天“粉”谁，明天“嘘”谁，皆受制于市场的掌控诱导，作家若过分在意“粉丝”，写作就很容易失去自主性。以市场为导向，以“粉丝”为激励动力，造成个人写作的品相差、底蕴薄、境界低倒是其次，关键是这类作品在市场大肆畅行，会使得雅俗文学的对比渐趋失衡，当人们相信文学写作不再需要原创力和专业性的时候，必然造成受众认知能力的退化和审美水准的降低，腐蚀了作家的主体性，损伤了文学的质地。

　　新世纪的“市场化”时代，在文学与市场之间如何双向选择也是个重要问题。市场选择文学，读者改变作者，粗粗看来似乎顺理成章，细究起来却不简单。如果市场的选择是单向度的，就不可能建立起有序、健康的文化生态，而一个时代的美学风尚标也不应该是市场单向选择的产物。如果任由市场单向主导社会的文学消费，将文学单纯打造、包装成某种特定趣味的消费品，且生产过程也越来越模式化，文学的前景就会暗淡。在当下消费主义语境中，比起文学前辈，“80后”作家往往更懂得如何进行商业包装和炒作。其中的佼佼者多是带着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背景走进公众视线的，有批评家说他们是先进入市场，后进入文坛，虽热闹空前却匮乏文学价值，他们的写作多表现为类型化、模式化、操作化、商业范式化，与文学的经典化写作遥不可及。如果说，时下的一些作家工作室是顺市场而动的产物，带有某种合理性，那么，某些文学团队则属于市场的硕大奇葩。这些团队更像偶像艺人经纪公司，完全按照商业规则运行，旗下吸纳了百位签约作家、漫画家、插画家和编辑阵容，加上某些大牌批评家摇旗呐喊、鼎力助阵，共同构筑起了“出版王国”和叹为观止的庞大产业链。

　　当文学发展遭遇市场“瓶颈”，写作者需要时时提醒并追问自己：你是不是看重读者的这份信任？即使你没有绚烂的史诗梦想，没有宏大的叙事抱负，而仅仅是“爱好”文学写作，但这样的“爱好”是不是真正发自内心？作家郭文斌最近提出文学写作者应该“坚持底线出版观、祝福性文艺观、正能量阅读观”，他认为“如果一部作品出版了、演出了、播出了，我们赚了很多钱，但是我们的能量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那就是赔本买卖。阅读也同样，如果一本书读完，一出戏看完，我们的生命能量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那就不单单是浪费生命，而是伤害生命”。在市场化时代，作家更需要在意的是自己对人类的深刻悲悯、对世界的透彻理解、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我们应该懂得文学固然需要市场，但市场不应该主宰文学命运，懂得作家在融入市场的过程中，即使不能引导市场，也应该对市场发挥力所能及的正面影响，而不能把写作视同经商营利行为，更不能沦落为市场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