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拉斯普京：传统和道德的呐喊者(王丽丹)

瓦·拉斯普京

拉斯普京部分作品中文版

　　3 月14 日，俄罗斯一代文学巨匠瓦连京·格里高利耶维奇·拉斯普京于莫斯科去世，享年78 岁。拉斯普京是当代俄罗斯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俄罗斯农村小说的代表作家。实践体验与主体思索使得拉斯普京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坛上一位特立独行的道德理想主义者。由于严谨的理性与高度的清醒，作家在大众文化甚嚣尘上、商业文学蔓延流行之际，苦心孤诣于文化守成的乡土文学之道，行走于精神凋零的20 世纪末，孤独而执著。

　　拉斯普京1937 年3 月15 日出生于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的一个农村家庭。中学毕业后考入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历史语文系，毕业后在当地报社工作。20 世纪60 年代的西伯利亚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建筑大工地，年轻的拉斯普京身为记者五六年间几乎跑遍了周边的铁路、水电站、森林的第一线进行采访，发表了三部特写和小说集《新城看篝火的人》(1966)、《天涯》(1966)、《此世的人》(1967)。可以看出，成长于西伯利亚这一特定文化背景成为作家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文化品格与人文精神的生命之根。这片蕴藏着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上所有物质的广袤而慷慨的土地，以其瑰丽旖旎的自然风光及这方水土特有的奇风异俗，连同胸襟坦荡、善良质朴、坚忍顽强的西伯利亚性格永远定格于拉斯普京的艺术世界中。

　　令作家真正步入俄罗斯文坛的是中篇小说《给玛丽娅借钱》(1967)的发表。小说把处于突发事件中心的人物命运置于整个历史时代的大背景下进行突显叙述，一个看似普通的个人及家庭事件使读者直面道德、文化等社会问题，而小说中展现的道德问题则成为作家后来创作中的永恒主题。小说以对农村现实生活的揭露、对农民命运的关注、对俄罗斯民族性格多样性的勾勒，为作家在20 世纪60 年代末前苏联强势文学背景下抢占一席之地，并因此树立起作家在文学中的声望与威信。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斯普京相继发表的《最后的期限》(1970)、《活着并要记住》(1974)、《告别马焦拉》(1976)、《火灾》(1985)等几部中篇力作，为作家带来了无数的荣誉——苏联国家文学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列宁勋章、荣誉勋章、劳动红旗勋章等，也由此奠定了拉斯普京在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经典作家的地位。几乎在这一时期的每一部作品中，作家都力求最大限度地揭示其目力与经验所及范围内最为深刻的生活与历史现象。《最后的期限》——关于如何备好灵魂面对生死及与之相关的道德问题；《活着并要记住》——关于作家孩童时期遭遇的卫国战争及逃兵问题；《告别马焦拉》——关于为修建水电站而淹没村庄破坏生态的现实；《火灾》——关于脱离生存根基的当代人道德“失火”的悲剧。在这些作品中，作家对俄罗斯传统文化道德的传承者——善良淳朴、甘于奉献、勇于抗争的女性形象进行了理想怀旧式的叙述。

　　这些与自然有着浑然天成的和谐关系的女性形象无疑是俄罗斯传统精神、纯洁道德的最后守望者，她们更多背负了作家对乡土的渴望与救赎的希冀。作为道德理想主义者的拉斯普京向来从道德优先性原则出发来评价社会和个体，因此作家往往走向对文明化、城市化、工业化历史趋势的强烈排斥和否认。《告别马焦拉》较全面地揭示了作家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生态问题的关注的力作。故事不仅讲述了一个存在了几百年的小岛即将因修建水库而被淹没的事实，同时暗示了一个民族命运在这一刻所遭遇到的历史劫难，“马焦拉岛”(“母亲岛”)甚至可以被理解成是一个与民族历史及传统文化“告别”的象征。显然，如果说在60 年代的三部作品集中，作家陶醉于西伯利亚建设者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劳动热情之中的话，那么，从70 年代中期开始，当面对修建人工水库、淹没耕地、对北方河流进行改道、拆迁看似无发展前途的村庄等国家行为时，拉斯普京则更多思考的是文明的发展给农村带来的消极后果、农村的生态问题及俄罗斯传统精神的失落等道德问题。

　　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拉斯普京不仅发表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题的系列特写和政论文《没有浪漫色彩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啊，贝加尔湖》《俄罗斯河口》《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命运的土地》《为真理而牺牲自己》《与俄罗斯同命运》，积极呼吁回归自然的重要意义，而且身体力行，义无反顾地参加到自然生态保护活动中去，以实际行动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理念。作家多次在各种场合作过关于保护贝加尔湖、泰加林、阿尔泰地区生态环境的演讲，为保护生态环境和各地历史文物不辞劳苦四处奔波。正是由于拉斯普京等人持之以恒地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保护西伯利亚及贝加尔湖的活动上，才使得俄罗斯政府于1987 年4 月通过了《关于保证贝加尔湖水域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合理使用》的决议。

　　90 年代初，作家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以其不屈的西伯利亚人的性格继续呼吁保护生态自然、保护俄罗斯传统文化、保护俄罗斯语言的纯洁性。在苏联解体社会发展形势急转直下，作家“跻身权力机关无果而终”，俄罗斯人几乎集体失语的文化背景下，作家没有刻意回避，更没有保持沉默，而是本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以其庄严的守旧毫不妥协地抗议“一切看似进步的全球化的创新”。在一些当权者看来，其行径无异于公开反对改革，作家因此几乎被列为“国家公敌”。

　　90 年代后期拉斯普京连续发表了几部关注俄罗斯现实生活的短篇——《住院》(1995)、《下葬》(1995)、《祭日》(1996)、《出乎意料》(1997)、《新职业》(1999)《木屋》(1999)等。或许会令读者略感遗憾，认为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活动影响了拉斯普京的纯文学创作，但或许作家的伟大正在于此。作为“俄罗斯文化的良心”，拉斯普京敢于直面“惨淡人生”，他始终站在民族风暴的最前沿，而不是“躲进小楼”抒发自我。无论是履行文学家的义务，还是完成社会活动家的使命，形式对拉斯普京来说已不重要，只要守望民间拯救文化与自然的目的能够达到就好。

　　作家晚年最重要的作品当属《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2004)，一部关于争端纷起的俄罗斯民族问题的作品。小说于2005 年被评为中国“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如果说拉斯普京以根深蒂固的拯救意识和沉重的使命意识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从而为社会提供一种精神向度，进而对道德失落中的俄罗斯民族起着振聋发聩警世作用的话，那么他在《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则为俄罗斯民族命运作声嘶力竭的呐喊，毫无掩饰地号召俄罗斯人民团结起来，不惜一切力量重振俄罗斯民族之精神。宗教，尤其是东正教，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作为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拉斯普京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弥漫着一以贯之的宗教情怀。作家说过：“除了东正教，我尚未发现如今有别的力量能够将俄罗斯人民凝聚在一起，帮助人民经受住苦难。”拉斯普京向来视宗教为振兴国家、摆脱民族危机的最有力的精神拯救武器，但在21 世纪的今天，力求“把生活的原生态呈现给读者”的作家，不得不直面《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民族关系这一现实。小说中以暴制暴的主题不仅说明了作家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同时也看得出，作家从未如此清醒地认识到宗教力量的无助。

　　有人把拉斯普京比喻成“靠金钱、武器和谎言更容易操纵的社会里”“一股毫不动摇的清澈澄明的道德之泉，他如同黑夜里的探照灯，一次又一次照亮现实生活前进的道路……”拉斯普京的创作不仅如黑夜中一束光，为迷惘中的俄罗斯人照亮了前行的路，其精辟透彻的语言及声嘶力竭的呐喊更犹如一道激光直逼病入膏肓的民族肌体，以期起到拯救的功效。在高度追求物质利益的今天，作为一位传统文化与和谐自然的维护者，拉斯普京的作品越发彰显其尖锐的批判锋芒。

　　3 月中旬这几日，俄罗斯新闻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忙乱，俄罗斯人的情感也经历了空前绝后的复杂：一边在忧伤地悼念一代文学泰斗的离去，一边在欢快地庆祝克里米亚回归周年。在这一去一回的巨大反差背景下，作家的辞世无疑具有了重大的象征与启示意义。2014 年3 月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后，俄罗斯连遭西方国家多轮经济制裁，导致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这使俄罗斯国民深切认识到高度依赖能源出口的经济结构的弊端。接着，普京连发几道总统令，明确俄罗斯经济优先发展方向，开始推行一系列主要涉及农业的重点项目，扶持农业发展，开发农业用地，试图努力恢复农业经济以保证自给自足，而这一切还是拉斯普京在改革初期就竭力呐喊的：“如果我们失去农村，将一无所有。”

　　拉斯普京远去了。随之彻底远去的还有那个反思历史、直书现实、守望家园的俄罗斯农村小说时代。那个立足于民间立场表现百姓命运，沉入社会底层发掘民间哲学，以敏锐的洞察力勾勒出民众的现实境遇，以冷静的笔墨再现朴素的民间生命形态的农村小说时代，希望那个承载着温馨的俄罗斯传统文化与民俗风情的乡土记忆和想象不会瞬间消散。

　　拉斯普京远去了。一同远去的还有他平生呐喊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在虚妄的“主义”和精神的“乌托邦”均非俄罗斯人乃至世界人关注焦点的今天，拉斯普京的保守与传统是否更值得怀念和珍惜呢？希望对道德理想的崇高追求不只出现在人们尘封的记忆里，更不会淹没在作家的故纸堆里。

　　俄罗斯诗人叶赛宁说过：面对面，面容难辨。或许拉斯普京的伟大，其历史地位及文化意义几年甚至几十年后会看得更清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