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的欲望孕育于雪山冰河(王宗仁)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没有现实生活作基础、躲进象牙塔里编故事，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著名军旅作家王宗仁之所以能写出许多优秀作品，与他长年坚持走高原、深入官兵一线、体验官兵生活的不平凡经历分不开。他笔下的一个个高原汽车兵，不仅仅是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也成为一个时期以来我军基层官兵的英雄群像，深深地感动着一代代革命军人。他的这篇创作谈，对于我们认识优秀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具有深刻的教益与启示意义。

　　——编 者 

　　“一个上百次穿越‘世界屋脊’的军人，一个把生命化作青藏高原一部分的作家，他写了40多年高原军营生活，有数百名藏地军人从他笔下走过。”这段文字赫然出现于我的散文集《藏地兵书》封面。是出版社写上去的。上百次？可能吗？确实是。

　　实事求是地讲，最初我绝不可能是为了当作家而踏闯高原，如果是那样的目的，我去一次两次就足矣。一个汽车兵——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高原汽车兵，肩负使命，每年都要在2000公里青藏公路上奔驰十次八次，餐风饮雪，不讲条件。只有车轮碾过千里雪的幸福、快乐。幸福来自吃苦受累不抱怨，快乐源于遇难遭险不畏惧。苦过，乐过，甚至有过与死神擦肩的考验。没关系，只要活着，就没有理由不站在“世界屋脊”上。我写作欲望的产生正是在飞轮碾过雪山冰河的路上，只有这样当作家才是水到渠成的事，足见丰富的阅历对作家弥足珍贵！所以，我很清醒，高原对我的改变远远大于我写的那点高原作品。先做一名合格的军人，随后才是作家，就这个道理。

　　像所有希望过上安乐稳定生活的人们一样，我当然向往舒适的城市环境。1965年夏天，我在解放军报社学习了半年后，调到了京城。没想到我的那颗已经在高原冻土层扎下根的心，很难融入水泥圈起的楼房。我的脉管与雪山冰河相连，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把京都的林荫大道走成了沙漠小路，昆仑月浮动在我梦里时我会紧紧地拥抱着雪峰。如果偶尔遇到从高原来的战友，我们畅谈半宿也不觉长。1989年夏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我的一篇题为《梦昆仑》的散文，传递了我的这种心情：“昆仑有我的冰山来客，沙漠是我盛产梦幻的地方。忘不了我的青藏高原，在天涯海角浪卷水花的地方，我怀念阿尔顿曲克草原上的骆驼，它从没有贝壳的沙滩上走来，驮走了多少荒凉寂寞；在乌苏里江上的渔娘小船，我想起了格尔木路口昔日那通往四方的简易公路，生活总是从狭窄走向宽阔，这条条小路潮动着整个柴达木；在西双版纳密密的橡胶园里，我遥望雪山顶上吊着冰凌的高原兵屋，老远看去那是海平线上的战舰，里面战歌如潮，飞轮滚滚……”

　　在京城我实在无处可去时，一不留神就又一次上了青藏高原。往往就是这样，一小时前，也许根本就没有西行的打算，忽然间有一件事或一个思想点燃了我的情绪，我一瞬间断然决定上青藏线。两天后我便会出现在西宁青藏公路起点的零公里处、格尔木的望柳庄，甚至唐古拉山兵站上。上高原我只坐过一次飞机，其余都是乘火车到西宁后就坐汽车上线，一个兵站一个兵站地停，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看。只要踏上青藏线，有两个地方我必须留宿，哪怕只住一个晚上。这就是驻扎在昆仑山中西大滩的连队，还有长江源头的沱沱河兵站。或因过于充足的日晒，或因严重的缺氧，这两个地方官兵们那紫膛色的脸庞，在我的眼里是世界上最健美的肤色。我说不出太多的道理，每见到这里的战友们，就能够让我展开思想的翅膀，使我竭力让自己的文字从近处落到远方。

　　我有多本“上线日记”，看见的、听说的、想到的，都写进日记。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相信这句格言，但是我要把后半句“耳听为虚”修正一下。道听途说来的那肯定是虚，但是在你置身于你眼见的生活现场时，你一定要敞亮耳门倾听八方。这时听来的不仅可以验证你的“眼见”，还能提升“眼见”。这样的“耳听”就非常珍贵了。正是通过这样的走、这样的看、这样的听、这样的记，我才对青藏高原这块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高地有了自己身临其境的生命体验。有了这样的体验，我才把自己这个“小我”逐渐地融进了青藏高原那个“大我”，把“我”变成了“我们”。作家必须深化自身对时代、对生活的感受力。我常这样想，一个没有被昆仑山阳光晒过的作家，怎么可能写出昆仑日出的壮丽呢？你只有把高原那些独到的深藏的风景看足看够，也许你才能成为别人眼中的一道风景。

　　我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最应该浪漫的年华，埋葬在了青藏高原的冻土地上。我就要叫它埋葬，是埋葬！因为它今生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美好年龄了。无怨无悔地埋葬！18岁到25岁，正逢燃烧的青春！我踏过好多高原上的路，泥泞路、沼泽路、冰雪路、泛浆路、搓板路，这些路上又有好多岔路。这些路中有不少是迫不得已踏上去的，有时难免会撞到南墙，没有关系，踏上另一条路继续走。走着走着就踩顺溜了。总之我让自己一直要走在路上，总算走过来了。如今还在走。把几十年的年华就这样无情有意地埋葬在了那块高地上。虽然是高地，我总是约束自己把调门放低一些。埋葬后自然是盼着生长出嫩苗，墓堆上的苗儿也许更显生命力。

　　昆仑山下那片埋葬着近800名官兵的墓地上，有一座墓前蓬勃着10棵小白杨，那是一个女兵给她的爸爸栽下的遮风挡雪的伞树。我一直觉得那白杨不是栽的，而是从墓里长出来的。10棵白杨树走进我的散文后，我感到散文也似乎有了生命。我一直和那位栽树的女孩保持着联系，我鼓励她要坚强地活着，像有爸爸健在一样活着，像高原那些白杨树一样活着。

　　如果把自己数十年间扎根青藏高原看作是锋芒的话，我也不知道这点锋芒还能持续多久。但有一点我一直企盼，真的想看到如果坚持到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包括对社会的敏感。我把自己的命运和那块高地连在一起了。即使这样，我还常常对朋友说，我对那块高地的神秘感和陌生感远远超过了我对它的熟悉和了解程度。这就是我还要往那里跑的诱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