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与他的《南方》(晓依)

　　当小说生成，隐匿在作品之后的小说家，早已变得面目模糊。兰米·昆德拉说，伟大的小说总是比它们的作者稍微聪明一些，比自己的作品聪明的小说家应当改换职业。想必这话，对艾伟管用。

　《南方》 艾伟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年12月出版

　

　

　

　

　　特别庆幸，艾伟把小说的名称改为《南方》，这一改，气势顿然磅礴起来。正是这种模糊的定位，为读者打开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事情发展的可能性，历史列车便由此呼啸而来。“需要闭上眼睛用尽所有的力气，才能把过去找回来。”这是《南方》的开头。灵光一现的这句话，成了整部小说的一个支点，像飞出去的鸟儿，有巢可回；射出的箭，落到了准确的靶心。很多人在这句话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历史的包袱，积重的过往，不是一句“俱往矣”可以回避或隐匿的。

　　2009年，艾伟写完《风和日丽》，他想歇一歇，长篇太累了。这种想法与阿来一致，阿来认为“写作相当于这一湖水决堤而出，把所有情感的蓄积挥霍得一干二净。下一本书，得修好堤坝，等水再次慢慢盈满，再次破堤。一部长篇的写作，特别如此。”经过半年的休整，艾伟想消遣地划拉一个过渡性作品，此时，邻居家一个傻瓜的故事浮现于他眼前。“这个傻瓜当年是我们的乐子。他工作后，把钱藏在蜂窝煤饼里面，告诉我们，这钱将来是娶老婆用的。但多年后，他发现藏于煤饼的钱都烂掉了，成了灰。于是大哭一场。”艾伟把傻瓜写进了小说，这便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傻子好人杜天宝。天宝在小说中的确是艾伟的偏爱，他非正常人，却心地善良，在很多关键节点上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只有他，还不行。艾伟脑子里一片黑暗。“必须从头来过。”直到有一天，“我在一天之前已经死了。”当艾伟写下这句话时，他找到泄洪的河口——罗忆苦成了整部小说的中心。

　　杜天宝从主角的位置上开始隐去，代之而来的是，杜天宝的三轮车上坐着一对双胞胎美女罗忆苦罗思甜……故事大幕由此拉开。艾伟开始了一个关于人性的寓言。

　　马尔克斯的“百年”足以孤独艾伟一生

　　刚开始，艾伟不过想雕刻一个短篇或中篇，谁知这一触碰，便是五年，他不知不觉又埋头创作了一个长篇；正如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城建系的他，原本只想搞搞建筑，当个艺术家，某瞬间一不小心拿起了笔，人生从此不被自己主宰。

　　说不小心，当然是笑谈。如果不是大学时期饥饿阅读，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开启了干涸的心灵，尤其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让青年艾伟从中看到了小说的自由以及创造的巨大可能性，他也不至于傻到弃艺从文。毛尖把《刀锋》的毛姆当做她“叔叔”，好吧，我们且把马尔克斯当成艾伟的“舅舅”，毕竟，老马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百年”足以孤独了艾伟的一生。1996年艾伟开始发表小说，《越野赛跑》、《爱人同志》、《风和日丽》、《盛夏》等长篇以迅猛的速度产出，他的笔下，各种罗忆苦似的人物无以复加地流淌着，比如《风和日丽》中的杨小翼，她坚强、忍耐、勇敢、干干净净……艾伟解释，到了一定年纪，女性的美来源于内心，内心的安宁就会渗透到面容的安详，这就是所谓的相由心生。在写女性方面，艾伟无私地暴露了自己的性别特征——男性作家，对女性主角无缘由袒护及偏爱。

　　正当艾伟没日没夜沉浸于他的七天破案小说中，时间忽悠过去了。这中间他也抬起头来，却看到了余华的《第七天》。天呵，山中一日，世上千年。要知道，艾同学2010年开始着笔时，小说便命名为《第七日》——一起凶杀案，从第一日写到第七日，第七日谜底揭晓。而如今？他着实紧张了一下，所幸发现内容完全不同。

　　改名。“在中国，南方的历史确实很诗意，很多传奇和浪漫故事都在这儿发生。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南方一直是很重要的存在，古典诗歌中，南方的意象也深入人心。南方多山川湖泊，似乎容易出现神迹。”这是他对最后小说名称《南方》的解释。

　　不得不说，理由很笨，名称很好。

　　为写作，艾伟曾到过监狱采访，听各种各样杀人犯的故事。一位朋友无意中讲了一个发生在宁海的真实故事。一个父亲，孩子患了种奇怪的病，到处求医，因被骗而杀了人。这成了《南方》中须南国携病孩求医途中被罗忆苦骗财的故事，有了这一出，铺垫了罗忆苦最后被害的结果。

　　是的，《南方》中，罗忆苦一开始就死了，她究竟是怎么死的？为何致死？是谁杀死了她？她的死又与谁有关？……一系列问号贯穿小说全文。艾伟以这样一种牵肠挂肚的方式，自鸣得意地引领着剧情有节有制地向前发展，然后，告诉你——罗忆苦被杀的充分的理由。所有人都跟着当了一回福尔摩斯。

　　艾伟作品

　　好的小说总比它的作者稍微聪明一些

　　实际上这是一篇倒序方式的线状小说，它以一具夺人眼球的美丽女尸开始，在七天内展开了破案，叙事结构又从头开始，按时间的自然顺序、事件的因果关系顺序连接起来，呈线状延展，由始而终，由头至尾，由开端到结局，一步步向前发展，时而穿插倒叙、插叙、补叙，作者设置了三个人称：你、我、他。我——美女逝者罗忆苦，你——政委肖长春，他——杜天宝、须南国、肖俊杰、夏小恽、罗思甜、杨美丽、赵三手、夏泽宗……主副线交叉共进，故事就跨越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饥荒、“文革”；七十年代“拨乱反正”、招工、进城；八十年代经济复苏、改革开放；直至九十年代城镇快速发展……由几个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折射中国大地三十年的社会变迁。

　　艾伟在小说中不可避免地采用了大量意识流的写作方式，以心理分析、独白旁白、感官印象以至幻觉、梦境等表现手法展开叙述。罗忆苦死了，却以一个灵魂之口说话：“我一天之前已经死了。我从西门街杜天宝家里出来，那个人就一直跟着我。我知道他是谁。他一直在找我……”活人肖长春与死人夏泽宗的精神偶遇，“你看到夏泽宗在那头等着你。近一个多月来，每次你来医院看望周兰，他都会在那儿等，极有耐心……他向你投来的目光就像一个债主，不，简直像个索魂鬼。”

　　《南方》似是典型的象征结构作品，作者在赋予小说象征涵义时，仍然致力于形象完整性和生动性的描写。这些影子我们在加缪的《局外人》，卡夫卡的《变形记》都能找到相似的痕迹。只是艾伟增强了故事行进过程中的传奇性、戏剧性和紧凑性，以营构因果相扣的严密精致的情节，使作品更具有传统现实主义的味道。

　　画面描绘是《南方》一大特点，“他们寻遍沿江三百三十三个村庄，一无所获。到了晚上，一望无际的大海出现在眼前。他们到了大陆的尽头。难道那小孩漂到大海里去了吗？”“那是个美丽的村庄，靠江有一座小山，小山古木参天，山顶上有一块巨石，状似拇指。村庄就在山脚下，小河环流，几百户人家的房舍都掩映在树丛中。四周阒然无声，好像他们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朱光潜曾评论废名的小说《桥》：“全书是一种风景画簿，翻开一页又是一页。”《南方》翻开，一节又是一节，类似法国的“新小说”派作品，组画和群像交替，使得画面之间的关系有了多义性，叙述的整体意向有了不确定性，正因此，情节推动中实现了意义的衔接。

　　第七天，凶杀案破了，各个角色都给了合理的归位，各种线头有了起承转合的呼应，前一秒闪现的，后一秒必定落地，没有多余的枝节，或是一去不复返的镜头或道具，作者俨然成了精算师，时间以分秒争，空间以厘米计。大家不约而同吁了一口气。可谓“圆满”，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生命的感悟，形成了所谓圆形思维。终极，回到原点。

　　至此，我们且把《南方》当做一部情节小说，一部细节小说，或是一部隐喻小说。“我试图在《南方》中融入我写作中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我想让南方有寓言性，但这种寓言性要建立在人物的深度之上。我要在飞翔和写实之间找到一条通道。在《南方》写作中，我尽可能地淡化历史——当然它依旧在，我更多地让小说按其自身的时间而生长。在写作中，我不但在时光里看清小说人物的表情，我也看清了时间温情而残酷的面容。”

　　当小说生成，隐匿在作品之后的小说家，早已变得面目模糊。兰米·昆德拉对此有精彩的阐述，他以托尔斯泰做例子，“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第一稿时，安娜是一个非常令人反感的女人，她的悲惨结局不过是自圆其说，自食其果。小说的定稿却完全不同。但我不认为托尔斯泰在这中间改变了她的思想道德。我更愿意说，他写书时，倾听的不是他个人的道德信仰，而是另一个声音。他倾听的是我喜欢称作小说的智慧的那种东西。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倾听这种超个人的智慧，这说明伟大的小说总是比它们的作者稍微聪明一些。比自己的作品聪明的小说家应当改换职业。”

　　昆德拉的说法，印证了福楼拜的话，福老早期就说过“小说家是想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后的人”。

　　想必这话，对艾伟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