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先生二三事(舒乙)

　　台静农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五四”文学家，鲁迅先生弟子。鲁迅先生曾对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写下过这样的评论：“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台先生有学问，交游广泛，思想激进，曾被反动当局阴差阳错地逮捕过三次。抗日战争后，到了台湾，在大学教书，后来阴差阳错地又遇上了蒋介石兵败大陆移避台湾。他不敢有任何言论，老老实实做学问，以教书和写字为生，结果不仅是桃李满天下的大学者、大教育家，又阴差阳错地成了台湾数一数二的大书法家。

　　我没有机会见过台静农先生，但是他的名字对我一点也不陌生，甚至可以说还很亲近。他是1990年在台北去世的。就在他去世之前，他还寄来一幅字，书写老舍先生的一段小文，是赠给老舍夫人胡絜青的。早年，在青岛，他曾在山东大学任教，时间不长，是1936年秋至1937年秋，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吧。在那里，他认识了老舍先生，而且成为好朋友，或者，更准确地说，成了酒友。1944年春夏之际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很醒目，叫《我与老舍与酒》。这篇文章，在台先生去世三年后，居然成了台湾经联出版公司正式出版的台静农散文集的书名，变得非常有名了。本来台静农先生喝酒是有名的，但是，唯独在自己的酒友中单独写“与老舍”，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和老舍友谊的特殊分量了。

　　青岛有一种酒，叫“即墨老酒”。胶东人口音很重，把“墨”发音成“蜜”，说成“即蜜老酒”。它相当有名，是黄酒的一种，很像绍兴老酒，但比后者更稠，色更重，呈深褐色，更苦。在三十年代，这种酒当地叫“苦老酒”，又叫“苦露酒”。“酒友”者，喝这种酒的朋友也。有一个时期，大概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至中期，到抗战前，在青岛大学——它后来为山东大学，聚集了一大批北方的学者文人，一时间，人才济济，成了继北平和上海之后的第三个文化中心。这里面前前后后有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方令孺、赵少侯、张道藩、沈从文、陈梦家、洪深、张怡荪、丁山、台静农、游国恩、黄际遇、王统照、孟超、王余杞、杜宇、臧克家、刘西蒙、王亚平、吴伯箫、李同愈、叶石荪、萧滌非、邓仲纯、臧云运、老舍等等。他们之中，能号称“酒仙”的，就有不少人。他们常常在一起聚会，或在饭馆中，或在家中，轮流坐庄，喝的不是白酒，也不是葡萄酒或者啤酒，而是“苦老酒”(苦露)。苦老酒以小米为原料，是纯粮食的，炒糊之后再糖化发酵酿酒，所以具有微苦味，而不是药酒；水是用泉水，不加任何添加剂，品味很纯，营养价值非常高，有长寿之功，和绍兴黄酒南北遥相呼应，有一拼。当时酒友们喝这种酒，常常喝得很多，因为并不怎么上头，不易醉。他们喝酒是要划拳的，彼此挑斗，高声喧叫，酣畅淋漓，完全松弛，而且很频繁，三日一小聚，五日一大宴，快活如神仙。这种场面，大概给台静农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差不多十年之后，他在四川写下了这篇《我与老舍与酒》。

　　看了这篇文章，我才知道，台静农先生竟然见过我，在我差不多快两岁的时候。我文章开头说：“我没有机会见过台静农先生”，看来是需要修正的。台先生在那篇文章里是这样描述青岛时期的老舍先生的：

　　“……放着笔时，总是带着小女儿，在马路上大叶子的梧桐树下散步，春夏之交的时候，最容易遇到他们。仿佛往山东大学入市，一拐弯，一手牵着一个小孩子，远些看有几分清癯，却不文弱…”

　　“一手牵着一个”分明说的是两个小孩。那大的自然是姐姐舒济，小者就是我了。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只不过，在两岁我的记忆里却对此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不过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各奔东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台静农先生由北平南下，经过济南、蚌埠到了南京。后来，辗转到了四川江津，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书，任中文系主任。在江津他结识了刚刚出狱不久的陈独秀，并结成忘年交，成了好朋友，也成了陈独秀最后的日子的重要见证者。

　　老舍先生是1938年8月14日由武汉撤退到重庆的。此时，他已经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负责人，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文协”是当时的全国文人的抗日的统一战线组织，相当“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家协会”的前身。老舍先生抵达重庆后，第一个动作是于10月19日组织召开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这次纪念会规模非常大，有两千多人参加。老舍先生发表了题为《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的演讲。他专门由重庆写信请江津白沙的台静农先生来重庆，担任大会主要报告鲁迅先生事迹的讲演人。台先生这篇讲演稿后来全文刊登在1938年10月29日《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八期上。这篇长文是台静农先生的一篇重要学术论述，对鲁迅先生的一生，对他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给出了系统的精辟的阐述和剖析。他说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给中国文学史划了一个新的时代”。他说鲁迅的著作是对中国社会的“一块光明透彻的镜子。”他称鲁迅先生为“战士”，“把握真理的铁腕挥着他锋利无比的匕首，向真理圈子以外的面面击去”，“他发表了许多珍贵的意见，正是我们当前走着的一条正确的路。”

　　陈独秀在四川江津隐居期间写了一本特别的著作，叫《小学识字教本》，这件事的见证者也是台静农先生。他在一篇名为《<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读后》的文中有过这样的记载：

　　“抗战中，独秀居四川江津县，专力撰写《小学识字教本》一书，他为减少儿童识字的痛苦，取习用之三千字，得其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因一切乃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因一切字皆字根所结果而孳乳出来的。是书上篇释字根及半字根，下篇释字根所孳乳之字，每字必释其形与义，使学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此不独使学者感兴趣记忆，且于科学思想的训练植其基础。所以名为‘教本’者，是为小学教师用的。”

　　对这件事，知道的人并不多，台静农先生写这件事，也是在1980年8月了，那时，台湾政治大环境松动，才可以直书陈独秀的名字了。

　　哪知，2003年7月23日，我突然接到梁实秋女儿梁文蔷由美国寄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奇珍——《小学识字教本》的初版本一部。

　　原来，陈独秀完成这部《小学识字教本》之后，由江津将书稿寄给了在重庆北碚的梁实秋先生。后者当时任职于“国立编译馆”，是该馆通俗读物部主任。王老向、萧伯青、萧亦五、席征庸等人以及后期到达的胡絜青都是他的直属部下。国立编译馆当时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负责编写出版全国的中、小学通用教材。可见陈独秀将《教本》寄给梁实秋是事出有因的。梁先生请人用刻蜡版油印的办法将书稿出版了五十部。这是此书的最早的版本，系土纸本，每本都相当厚。由于那里面的字许多是象形字，没有标准铅字可用，用刻蜡版的方法手绘是相当聪明的办法。陈独秀得到五十部出版的书稿之后，高兴异常，将第一部签上名反赠给了梁先生。他用毛笔署名“仲甫”。这赠书后来被梁先生带到台湾，又带到了美国，存在女儿梁文蔷家里。梁先生在台北去世后，梁文蔷整理梁先生的遗物时发现了此书，认为是一件珍宝，又得知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刚刚落成不久，便寄赠回来，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收藏的一级文物。台静农先生见证过的陈氏《小学识字教本》，转了一大圈，六十多年后又奇迹般地在北京现身了。

　　陈独秀极聪明，且博学，涉猎许多学科，偶然一挥，也都能成大成果，《小学识字教本》便是光彩的一例。打开这个教材，上面首行刊印的全是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对这些字，根本不用教，指给小学生看，问：这是什么？他马上就会回答，这是“鱼”；或者指着另一个字，答说“这是马”。因为那里就是画着一条鱼或者一匹马，极像，极好认，不用动脑子想。陈独秀又从中国文字发展史的研究入手，认为中国文化，以文字为主要标志，是一脉相承的，不论篆、行、草、楷如何变化，都是由最原始的形象文字渐进渐变衍生而来，直到现在(繁体字)的“鱼”和“马”，两者一对比，后者和原始象形的那个鱼和马之间还是有十分明显的相似之处，从而由象形文字入手一下子就能把现在的鱼字和马字认出并记住，顺利攻克了中国小学生认字的难关。

　　台静农和陈独秀走得很近，由林文月的《先师台静农先生》一文中可以知道，陈独秀甚至把他在南京狱中撰写的自传手稿都赠给了台静农，由后者一直战战兢兢地带在身旁珍藏着，直到台先生过世后才得以公开。

　　有一次，陈独秀在江津生了病，来到重庆住院治疗。台静农陪在身旁，他竟然将老舍先生带到病者的床前相见，这可能是陈舒二人唯一一次见面。他们都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只是在陈独秀第二天给台静农的信中提到了这么回事。很多年之后，信件公布于众，才真相大白。

　　1940年春，台静农和魏建功结伴来重庆，大出老舍先生预料，高兴得居然“破产请客”，喝酒聊天，他还写了一张小条幅送给台静农，上书：“静农兄来渝，酒后论文说字，写此为证。”

　　这段论文说字的小文本身写得也十分有趣，充满了老舍式的幽默和机智：

　　“看小儿女写字，最为有趣，倒划逆推，信意创作，兴之所至，加减笔画，前无古人，自成一家，至指黑眉重，墨点满身，亦具淋漓之致。

　　“为诗用文言，或者用白话，语妙即成诗，何必乱吵絮。”

　　令人惊喜的是，在台静农生前的最后时刻，他居然把这段四十多年前老舍赠他的文字抄了一遍，成了一件精致的书法作品，裱成立轴，由台北托人赠给了胡絜青先生。

　　人生之美丽，友谊之长存，皆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