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的面容渐渐清晰(艾伟)

　　2009年，我写完《风和日丽》，当时有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有好长时间，几乎不能写作。但写作是写作人的宿命，一旦空下来，人会变得无比空虚，整个生命犹如一辆车在半途抛了锚。

　　2010年，经过半年的休整，我想写一个过渡性作品。我原本只想写一部轻松的小说，没想到却花了5年时间。《南方》不是我原本想要的轻松的作品，它已变成一部探讨人性及其边界的小说，一部关于命运的沉重和惨烈的小说。

　　这5年里，我常常问自己写作的意义。对我而言似乎只有写作这件事让我真正满足。小说里那些人物在慢慢生长，他们最初在我记忆的缝隙里钻出来，像一粒刚刚破土的种子，软弱而稚嫩。他们有时候对我指指点点，会嘲笑我的无能。

　　渐渐地，我发现我写出的10余万字更像是一张随意画出的草图，杂乱无章。我知道自己必须从头来过。一个小说家无法穷尽世间的一切。我必须给生活以形式，才可以书写。直到有一天，我找到了现在的结构。在《南方》里，我设置了三个人称：你、我、他。这不仅仅是人称问题，也是一个结构，是一个关于人性的寓言。这是一个类似复调音乐的结构，而“我”无疑是整部小说的主调，在我的想象里，“我”更多地指向生命中的“本我”，那个我们至今无法道清的和整个宇宙一一对应的人的内在宇宙。

　　我写的是关于南方的故事，里面充满了南方的风物，有很多关于南方气候、植物、人情、街巷的描述。而在中国，南方的历史充满诗意，很多传奇和浪漫故事都在这儿发生。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南方一直是很重要的存在。古典诗歌中，南方的意象也深入人心。南方多山川湖泊，似乎容易出现神迹。

　　南方文学传统在我看来充满了植物般生长的丰富性和混杂性。在中国南方，同样的植物蓬勃，四季常绿。生命在此显现不同于北方的那种壮烈，带着南方的水汽和灵动，带着热烈的甚至早熟的腐烂的气息。虽然小说和现实世界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每个作家都会承认，它的种子是来自现实的。对我而言，记忆尤其是那些不能忘记的场景是我小说的胚胎，我的小说就是由它发育而来，当然其中加入了我自身的经验和人生阅历。

　　南方多佳人。而底层的佳人往往红颜薄命，她们经不住人世的诱惑，早早地开始了她们丰富的人生。在我有限的经历中，也见证过几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女性，恰恰是她们照亮了平庸的日常生活，使芸芸众生看到了与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不“道德”的生活，甚至看到了“自由”本身，公众虽然会有某种被冒犯的感觉，但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同样渴望着这样的“自由”。我们讲故事的人迷恋于这种传奇，总是试图打开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并探索人性可能的疆域，从而刺激我们日益固化的日常生活及其经验。

　　一直以来，我专注于通过叙述处理时代意志下的人的境遇问题。由于中国社会及其当代历史的特殊性，人的命运也有着极为奇特的面貌。我一直迷恋于这个主题，即书写所谓的社会主义经验。

　　每一次写作，对我来说都是一次自我挑战。写作《南方》时，我想到了我早年的《越野赛跑》。我想，既然我第一部长篇是关于飞翔的，那么我的生命里一定有这样的天性，我为什么要放弃这样的写法呢？同时，我告诉自己，我是个对人充满好奇的作家，我同时也不能减弱对“人”的探问和质询。我试图在《南方》中融入我写作中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我想让南方有寓言性，但这种寓言性要建立在人物的深度之上。我要在飞翔和写实之间找到一条通道。

　　在《南方》的写作中，我尽可能地淡化历史——当然它依旧在，但我更多地让小说按其自身的时间而生长。在写作中，我不但在时光里看清小说人物的表情，也看清了时间温情而残酷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