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张锡杰的散文集《红枫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颇为兴奋和激动。该书收录了作者几十年来散文创作的精品力作,记录了其人生足迹和感悟,是作者大半生心血的结晶。同时,书中深刻的思想内涵、精湛的艺术技巧、丰富的知识积累,令人爱不释手。
张锡杰出生在河北枣强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他中学没有读完就辍学了,之后痴迷读书和写作,成为一名“泥腿子”业余记者。在此期间,他撰写出大量当时称作“小评论”的作品,成为衡水地区小有名气的“农民评论员”,并因此被推荐到河北大学中文系学习。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河北日报社工作了20余年。期间,他采访过许多高层人物,并有多篇作品获得国家或省部级新闻奖。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他良好的素质和出色的工作成绩,被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正是这样不凡的人生经历和赤子情怀,使得张锡杰对党和人民真情放歌,他的文字总是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红枫集》虽然分为《寻踪觅迹》《红墙情结》《域外采撷》等七个部分,但其主体内容主要是两部分:一是游记,二是回忆录。
张锡杰的游记散文,一反某些散文耽于山水、浮光掠影、虚靡浅薄的弊端,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他时刻不忘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庄严使命。在德国的特里尔,他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谒了马克思的故居,并深情呐喊:“马克思创立的伟大学说,必将指引和激励中国共产党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从特里尔走来》)
张锡杰是党的儿子,也是人民的儿子。在游记散文的众多篇章中,他深情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挚爱情怀。在长江小三峡地区,他看到广大群众顾全大局,流着眼泪毅然决然搬出祖祖辈辈生活的热土,激情呼喊:“此时此刻,我的心底涌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激情,我要说,我要喊,小三峡的山美水美景美,比不上小三峡儿女的心灵美!”(《惹人心醉的小三峡》)
回忆录部分,表现了张锡杰对故乡、亲人、朋友以及种种难以忘怀的人和事的深挚感情。他“蘸着泪水用‘心’写成的《描绘母亲的形象》”,读来回肠荡气,令人唏嘘不已。虽然离开家乡将近半个世纪,但他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依然深情满怀。“‘七月十五红眼圈,八月十五动枣竿’。那意思是说,农历七月十五,大枣红了眼圈,可以挑熟了的尝鲜儿,到了八月十五就要拿枣竿打枣了。每到这时,也是院子里最热闹的时候。大人们一竿子打下去,熟透的红枣就噼里啪啦地落下来,碰到孩子们的头上、身上,有的笑,有的叫,有的闹……”(《枣树情》)
《红枫集》的主要特色和美学价值,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散文其形,通讯其骨。
张锡杰做了几十年新闻工作,并采写过大量优秀的新闻通讯,新闻工作的党性观念、新闻记者的时代敏感和拥抱现实的职业精神,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这些,会很自然地影响他的散文创作。他的创作,从表达方式、结构形态上来看,都具有散文的特征,但从基本内容、时代精神和构思立意等方面来看,又具有新闻通讯的某些特色。张锡杰不墨守成规,而是兼取散文和通讯的优势,将这两种“基因”嫁接融合,从而产生了幽深厚重的审美效果。
首先,作者善于从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中,提炼出深刻的思想,使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品位。深刻而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内容,是通讯的风骨之所在。张锡杰将这种“风骨”移植到散文中,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性和感染力。例如《赣南松》写的是赣南老区人民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事迹,作者将这件事放在改革开放建设美好家园的大背景下来表现,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时代感和思想性。
当然,在散文创作中借鉴一些通讯笔法,并不是要作者直接站出来发议论,而是用散文之“形”去表现通讯之“骨”。一部《红枫集》,描摹出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美不胜收的山水画面和感人至深的生活场景,读者可以在美的享受中获得教益和思想启迪。
《红枫集》的绝大多数篇章,知识点都很多,既有人文科学的,也有自然科学的;既有现代的,又有历史的;既有本土的,又有外域的,让人目不暇接。无论是写人记事还是状物写景,作者总喜欢对所写的对象全方位进行关照和展现,创造出一种立体化的意象和图景。张锡杰的散文,知识密集,这也和他的记者身份有关。记者是杂家,他曾说:记者要建立自己的“资料库”。散文《邓妈妈的故乡情》等作品,就是他在资料库的基础上写成的。
当然,散文不是教科书,而是通过对知识的叙写,在丰富作品内容的同时,创造出一种以特定事物为载体的审美意象。例如《家乡的红薯》虽然写了方方面面的知识,但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鲜活的红薯意象。正如作者所说:红薯能在500多年的时间里,迅速引种到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靠的不是官方的行政命令,不是托门子、拉关系,而是自身的优势和内在活力,是一种“红薯精神”,这不正是需要我们学习借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