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之镜：2014年的华文文学记忆(戴瑶琴)

　　“中国故事的重塑和异域经验的再造是海外华文小说向中国当代文学的回归，就目前的创作实绩看，它对文学市场形成了一定冲击。2014年的华文小说是中国故事占据绝对优势，而更令人欣喜的发现是都市题材成为中国故事中的最大亮点。”

　　小说之镜：2014年的华文文学记忆

　　□戴瑶琴

　　在回顾一年的文学实绩时，无论作家归属海外还是大陆，都在努力为中国当代文学留下好的作品。如若延续惯常对海外作家的界定，2014年的港台暨海外华文小说，仍旧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人间世相和人生悲喜。

　　严歌苓在1月发表了《妈阁是座城》，哈金在12月出版了《背叛指南》，两部扎实的现实主义力作呼应了2014年的小说首尾。张翎在3月完成了小 说《阵痛》，而严歌苓在7月再次推出《老师好美》。应该说，在2014年，海外华文小说发表与出版的数量虽然不及前几年，但也是新意迭出，作家不仅提供着 对世界与人之间关系的新思考，而且着意筹谋着创作的转型。

　　一

　　客观分析，当前华文文学研究在作家论和作品论方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研究对象过于集中在已成名的“新移民”小说家，而学界对“70后”、“80 后”作家缺乏相应的发现和培育。实际上在港澳台文坛和海外文坛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新生代”创作群体，并且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需要强调这批“新 生代”主力军还应容纳出生于60年代末的创作者。李逸云、山飒、薛忆沩、董启章、葛亮、骆以军、张惠雯，对海外“新生代”的发掘会是世界华人文学研究的新 生长点。

　　薛忆沩的小说积蓄着强大的现实力量。出版于2014年的《空巢》通过描述一位80岁老人被骗的经历和焦灼心理，连贯历史与当下，聚焦一连串的新 闻热点：养老、诈骗、传销。儿女双全的“我”被迫向原本陌生的群体：邻居老范、推销员小雷、心目中“儿媳”寻求心灵的慰藉，甚至连自己一直鄙视的妹妹，也 在“空巢”晚年成为其重要的精神支持。电信诈骗，是对“我”颇为自信的人生的一次羞辱，而亲生儿女的电话倒成为了最终的催命符。空巢老人，空的是房，空的 更是心。“空巢”伴随着“我”的青年、中年和晚年，夫妻分居两地和母子分处两国，“我”始终依赖工作和信念填补空巢的精神创痛。薛忆沩以关怀之笔揭示出整 个“空巢老人”群体最大的悲哀，在生命的最后一段路，能进入其人生空间的都只是陌生人。

　　骆以军的《脸之书》非常有趣，一个个小故事定格住一个个偶遇的面孔。小说分为“末日之街”、“砸碎的时光”、“美少女梦工厂”、“月光港口”、 “种树的男人”、“宇宙旋转门的魔术时刻”、“梦十夜”七个主题，容纳各色人等，他们于都市相遇，从嬉笑怒骂中经历失落与长大。“我们都渴望自己的心声被 听见，并且受到重视与爱护，但是这个世界实在太拥挤了。当每个人都争先恐后拉高嗓门儿表达的时候，谁能够或是愿意倾听别人的声音呢……”《脸之书》的意 义，就是在不断传达别人的声音。作家跃身进每一个故事场景，通过对话，留住途人，逼迫出他们只敢藏匿于网络里的真实自我。本雅明说：“人群是一层帷幕，从 这层帷幕的后面，熟悉的城市如同幽灵般向游荡者招手。”骆以军拨开人群，记录下游荡者的“脸”，他们不惜代价又不无悲凉地在努力闯入都市，正如这部集子中 第一个作品的名字，书中写下的都是“感伤的故事”，它们埋藏着人性的脆弱，见证着现实的庸常。

　　还应得到关注的是作家张惠雯，她的小说流贯着一如既往的创作纯真和文学诗意。我认为，海外有两位“70后”女作家的小说表现出了特有的诗意：山 飒的小说是古典的诗意；张惠雯的小说是现代的诗意。2014年，张惠雯写出了《岁暮》，用细腻的文字去讲述与思索同样细腻的感情，在“新生代”的海外华人 作家里，张惠雯的文学个性是从文字中浮现出低调而温暖的人生，这种温柔婉转的力量常常能比撕心裂肺或者魔幻诡谲更为直击人心。

　　二

　　“留学生文学”与“新移民文学”的视点曾主要集中在域外生活，小说继承的一条主线是边缘人的处境。而随着近年来“新移民”作家频繁“海归”，对 当下中国的介入与记述成为新的文学传达。华文文学最广大的受众群还在大陆，当前单纯写海外生活的小说已经很难像10年前那样引起读者广泛的兴趣与憧憬，因 为对海外的期待可以被换算为一张机票的距离。另一方面，中国故事如果脱离中国现实生活，完全构筑符合西方审美的中国传奇，那么海外华文小说就是在无形中束 缚自己，主动制造与中国当代文坛的界限。无法加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并与之对话，对海外华文文学实质上是一种制约。中国故事的重塑和异域经验的再造 是海外华文小说向中国当代文学的回归，就目前的创作实绩看，它对文学市场形成了一定冲击。2014年的华文小说是中国故事占据绝对优势，而更令人欣喜的 是，都市题材成为中国故事中的最大亮点。

　　2009年，严歌苓在小说《赴宴者》中将笔触转向了21世纪的中国都市。2014年，《妈阁是座城》与《老师好美》两部长篇，都在继续着中国都市的故事，严歌苓从新闻热点中剥离出有戏剧性的素材，展现出富有意味的生活。

　　《妈阁是座城》选择了一个特殊职业：叠马仔；一个特殊环境：赌场；一个特殊群体：赌徒。小说以兼具新闻性和复杂性的“赌城”为背景，结合两大现 实赌城：拉斯维加斯与澳门，浓缩为具象化的“妈阁”。人物奔波在不同的城市，每一座城都是真实的，作者的这种处理暗合着“城”的主题，以及“城中人”的多 样化经历，同时，真的“城市”与假的“妈阁”在审美上形成实与虚的参差。在赌的世界，贪婪的人性是放手一搏的原动力，“赌”的巨大诱惑和收获，令人不可自 拔地沉迷。这部作品的价值不是用新故事来强化“围城”的困境哲学，而是表达人被情感围困、世俗围困、自我围困的挣扎与痛苦。作者的文学想象挥洒在赌徒生涯 的开始，梅晓鸥、卢晋桐、史奇澜和段凯文因不同原因聚集于赌场，继而展开不同的人生。但读者阅读得仍然不尽兴，这或可归于能被预知的常规结局，应该说，小 说对赌徒故事的描绘还是一种常态化思考。

　　在严歌苓笔下，主人公梅晓鸥很少说话，而是借助“短信”来透露她的复杂心理。“短信”是梅晓鸥对“城”中自己的展示、遮蔽或颠覆，从文字中跳脱 出梅晓鸥的另一个自己，而其对短信的阅读，反成为她对自我多重性的审度与揭示。《老师好美》保留了“短信”这一道具，只是对象被置换为暧昧的师生，心理描 写成为该小说最为重要的艺术呈现。作品取材于一个发生在贵阳的真实事件：一场毁灭了三个家庭的师生畸恋。作者淡化了新闻辐射出来的暴力与耻，而是构建了丁 佳心、邵天一、刘畅的心理世界，由此推测事件的动因、发展与结果。被背叛的单亲母亲、深陷贫穷的天才少年、遭家庭放逐的富家子三个悲剧性人物，以有悖伦常 的方式诠释了各自命运里的重与轻。我认为，这部作品人物塑造的基石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严歌苓设想丁佳心的人生是将女儿与学生视为最重，但她也是有心理 需求的独立个体，家庭不完整更加激发她对被保护、被爱、被尊重的渴求，因而她从男学生邵天一和刘畅那里享受着异性的崇拜、依赖与宠爱，这情有可原。邵天一 和刘畅，同样是由于家庭的不健康造成性格的缺陷。不约而同，“他们寻求的爱恋对象必须是多重女性形象的混合体，是个综合的情感大后方”。丁佳心的出现，满 足了他们对母爱和性爱的需求。为了获得对丁佳心的所属权，两人互相监视、互相攻讦、互相伤害。“活的世界，必然在变的过程中，事物会变丑、变质，爱变成 恨，恨变成仇。”高考只是一个巧合的时机，它并非是两个孩子心理扭曲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小说目的是批判高考，我个人觉得比较牵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是爱 的缺失。丁佳心死了，邵天一死了，刘畅的“丁佳心梦”在主动埋葬17岁的过程中最终破碎。另外，从《老师好美》里，可以发现严歌苓的一些艺术实验。三种人 称迅速转换，作者以“我”走进丁佳心的内心，从老师和母亲的视角来认识刘畅和天一这两个“你”，继而又代表舆论，以“她”来议论“丁老师”的“耻”。丁佳 心的自我认知是由自我、两个男孩和社会共同完成的。

　　三

　　在近10年的海外华文小说中，历史、家族、女性一直是被反复书写的三个关键词，已经涌现出了太多值得记忆的作品。而现今如何将这一“传统”题材 写出小说应有新意与重量，是值得创作者思考和推敲的问题。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说：“我们的记忆并不是这样一种机制：将这件事纯粹偶然地记住和将另一 件事偶然地忘却，而是一种能力：知道如何整理记忆和果断舍弃。”情感、成长、动乱、变迁，需要注入变化和深度，才能发散并汇聚更绚烂的光芒。

　　张翎的《阵痛》通过一个家族三代女性的生育经历，再次将历史、家族、女性这三个关键词拟合在一起。小说按照时间线索，依次讲述上官吟春、小桃、 宋武生的故事，撩拨起匍匐在大时代中如草芥般生命的生存之痛和精神之痛。吟春与勤奋，两个名字，两种身份，支撑起一片稳定的精神世界：普通底层女性对各种 苦难始终有勇气面对和坦然接受。张翎对亲情题材有一种不自觉的创作偏爱，展示出极为从容的语言驾驭，她在创作中从未间断对亲情瞬间的捕捉，并在每部新长篇 中都释放出新的能量。张翎在小说中展现了女性最细腻、丰富、坚强的一面，这一特点在亲情的土壤中绽放。《阵痛》里吟春、小桃、武生，三代女人，都在得知怀 孕的那一瞬，毅然决定留下不合时宜的孩子。经历了阵痛的生死关头，单亲母亲在养育女儿的过程中，母女之间的爱反而是一种笨拙而躲闪的表达。张翎描绘了潜伏 在血缘中的神秘宿命：女儿始终在逃离母亲，但却在自己孕育新生命的艰难时刻，不由自主地迫切依附母亲。由此证明，母亲是女儿稳固的精神归宿。在小说中，张 翎的文学语言犀利而准确，无论是对人物的刻画还是对人性的分析，都有牵动读者思考的魅力。

　　我还想谈及虹影，虽然她之前的创作以小说为主，成长、自我、爱、人性，都是她乐于表达的话题。但她更是一位出色的诗人。2014年，她带来一部 凝结着优美与哀愁的诗集《我也叫萨朗波》。“从日出到日落，从日落到日出，我的生命，始终跪拜在此，而你教我站起来，教我在战栗中歌唱。”《帮母亲擦泪》 《非法孩子》《我也叫萨朗波》等诗对母亲和自己的表达，正是为小说《饥饿的女儿》和《好儿女花》中的母女关系提供了准确阐释。由此也提醒研究者，当前华文 文学研究在体裁多样性的开拓上相对薄弱，诗歌、散文、戏剧，更需要被发现，对作家创作的丰富性也需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