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的责任与使命(许嘉璐)

　　再次来到美丽的维也纳参加这次很有意义的论坛，使我不禁想到200年前，1814年9月开始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意义非凡的会议，即历史上有名的 “维也纳会议”。众所周知，对这次会议，历史学家们的评价不一，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即这次会议一方面是当时的几个世界强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 士)对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土地和海上霸权进行瓜分和确认，另一方面，是对主要由法国发出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进行压制，进一步巩固各国封建保守主义。 虽然此后欧洲获得了几十年少有的和平稳定，但是同时也酝酿着未来的更大风暴。

　　那段历史，连同叱咤风云于一时的历史人物，如梅特涅、亚历山大一世、哈登堡等等，都已经烟消云散。时隔200年，我们这些学者聚集维也纳，却是 为着和那次维也纳会议截然不同的目的进行交流。我们没有豪华的晚宴和舞会，也不是为着某一国的利益而来勾心斗角、讨价还价，而是来共同回顾历史、展望未 来，为的是中-欧人民共同厘清我们和整个地球所面临的危机，探讨永久和平的道路。相隔两个世纪，维也纳的两个聚会显示着历史的无情和时代流转之迅速，实在 令人感慨。

　　中-欧文化交流的过去和未来，是一个值得各个方面学者深入研究的课题。一是因为这一历史叙事具有巨大的世界意义，二是它将是中-欧人民开辟未来 的最好借鉴。在“过去”和“未来”中就包含着我们所为之付出无数精力的“现在”。中国有着几千年“以史为鉴”的传统；根据怀特海、科布和格里芬，过去实践 的因果影响就存在于当下之中，我们应该面向事件的整个过程，以动态和发展的思维研究和规划现在和未来。简言之，我们既然把历史看成是一个过程，那么就不能 够割断它，俗语所说的“知道了过去，就了解了现在，也就能预测未来”，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时，过程哲学还告诉我们，事件在纵向地发生、发展、终结的同时， 也在横向地共生、扩展。因此我们的终极目的并不是为了哪个单一国家或人群，而是为了整个地球、为了人类全体，是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而且，我们研究中-欧 文化交流的过去和未来，并不是要逃避现在，恰恰相反，首要的是回答当下所提出的种种难题。因为，如果人类没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单从中国的 角度讲，正如尼尔·弗格森所说，“了解西方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曾经、当下和未来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提供启示。”

　　2014年9月，我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汉学大会”上，发表了题为《200年河东，200年河西，未来康庄》的发言。这个题目是借用中国俗语 “30年河东，30年河西”翻改的，意思是“主体”的本性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即“主体”还是那个主体，但30年前从“我”的西边流淌的小河，30年后却 出现在“我”的东边了：客体在迁移、变化。400年来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是如此：200年一流转。

　　我把近代中-欧间的文化交流分为三个阶段：前现代200年、现代200年和从当下以至无限的未来。当下只是未来的开端。

　　前现代阶段，中-欧之间基本属于隔绝状态，只有从欧洲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和旅行家在牵线搭桥。这些人数不多的先行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自然是有限 的，但是在他们心中却没有预设、没有先入为主之见。他们就像见到了一位从未谋面的和善的人，好奇、喜悦和欣赏是他们的共同反应；由他们带回欧洲的文献、资 料和信息，也引起欧洲启蒙思想家们的兴趣，例如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他们写下了不少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伦理文化的赞美之辞。

　　此后，小河流淌的线路变了，生活在河东岸的中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河西岸的小村。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必然和非常规事件，即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了。 欧洲迅速崛起，原料、市场和利润促成了遍及四大洲的殖民运动；力量的强盛培育了文化中心主义、盲目的优越感和狂傲之心，欧洲兴起之路被错认为是具有普世性 的规律。整个地球，在“中心”之外的所有地方、一旦进入殖民主义视野，就不可避免地被视为野蛮、蒙昧、落后之地。中国当然也不会成为例外。

　　在这个阶段的200年中，中-西(已经不限于中-欧)的交往相对频繁起来了。在欧洲文化优越论占据上风的时代，中国文化怎么可能得到接近公正的 评价呢？例如黑格尔就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在他看来，在孔子那里， “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孔子给予人们的，不过是任何地方都找得到的道德 常识，而且可能还没有别处的道德教诲好。

　　显然，黑格尔是用欧洲通过文艺复兴形成的“理性”思维作为标准来认识和衡量中国的。我们不要去苛责黑格尔的治学路径和方法，例如他没有接触过 《周易》等儒家经典和后代哲人所做的诠释，更不了解诸子之学及其繁荣、争鸣的情况，因此他得出和莱布尼茨截然不同的结论是正常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他极 高的学术声望和著作(例如《法哲学原理》)的广泛传播，增强了已经普遍存在的欧洲中心论观念的生命力，乃至即使在揭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声音日益响亮的今 天，要人们形成各种文化应该平等的观念，接受与西方文化相异的中国文化，依然相当困难。我们不妨把黑格尔的出现算作第二个200年的开端。

　　经过20世纪残酷现实的洗礼，借助先进的交通和信息传输技术，人们开始质疑自己已经习惯了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思维的范式，继而要解构之。这一日渐 加强的思潮所提出的问题，用尼尔·弗格森的话说就是：“当代的西方世界究竟怎么了？”其实，应该不分中国和欧洲、西方和东方，我们都应该问：“现在的世界 究竟怎么了？”这是因为，西方近300年的传统，概而言之，“现代”、“现代化”和“现代性”、“现代主义”，自由、平等、博爱，其不完美的一面日益成为 造成人们不愿见到的情景和破坏人类和平、幸福的根源。自上个世纪末到现在，追求“现代化”已经成为前殖民地人民的普遍愿望，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更加速了现 代性对各个民族、地区和国家原有文化传统的冲击。换句话说，整个地球都在承受着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伦理丧失、冲突不断、“市民社会”异化 解体等等灾难的折磨。自然，中国也在其中，现在也正在探索摆脱这一困境的方法和路径。

　　在这种忧心忡忡的情势中，全世界思想界发出了两股相互呼应、先后叠加的声音。一个声音是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应该平等、互敬、对话， 这将有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各个民族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一个声音是应该在“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建设性，甚至出现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设想，其 中心意思则是构建人类共同伦理。

　　在构建人类共同伦理的声浪中，我们听到了这样的话语：“孔子学说的中心并非是独裁的家长制，而是真正的人道观念。”“(孔子的)这种伦理观念将 个人的道德与国家的兴亡密切地联系起来。”“(孔子主张)人类应致力于取得与他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和谐，同时对待他人应遵守外在的行为规范‘礼’并表现内在 的‘仁’。”“在21世纪，中国的智慧将成为共同的人类伦理的一种特别的动力源泉。”(汉斯·昆 Hans Kung：《世界宗教寻踪》)

　　我把汉斯·昆以及其他许多学者类似的论说看成是自莱布尼茨之后400年中-欧文化交流进入新阶段的表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说了中国文化定型人物 孔子的好话，而是因为他们着眼于世界各个伟大的宗教与信仰，从中寻找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以期推进构建人类共同伦理，由此出发，重新审视以前没有看清楚或者 误解的东西。这的确是值得称赞的。实际上，大概中国人，包括中国学者，意识到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具有为世界作出贡献潜力的人也并不多，他们的话无疑对中国人 也具有唤醒的价值；何况在他的和西方其他一些学者的论著中并不乏对中国文化的批评。

　　我把刚刚起步的这一潮流视为中-欧文化交流的第三阶段，是双方命运相连，相互深入认识、欣赏和学习的阶段，是携手共同解决人类和地球危机的阶 段。这个阶段会持续多少年？也是200年？200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在这之后人类又将如何？我期望的是，这种出于人类本性的、符合孔子、佛陀和基督教诲 的友善关系能够永续下去。

　　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人类文化多样化语境下的未来负有特别的责任。200多年来，世界的强势文化，其根基或者说其核心，是发源于欧洲的希伯来 -希腊·罗马-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这其中也包括了经历了马丁·路德，特别是加尔文宗教改革后形成，至今盛行于北美的基督新教文化。欧洲文化，在人类看到 智慧的曙光，亦即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之后，曾经为确立人类理性的地位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 国，几千年来积累的东方智慧至今还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后现代主义和现实生活已经相当充分地揭示了现代主义的弊病，反顾中国，虽然还没有完全实 现现代化，但是也遇到了与欧洲同样的危机，而且已经显露无遗。换言之，欧洲与中国发展水平不同，面临的挑战或威胁表现形态有异，但是二者的危机却是同质 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紧紧地联起手来一起应对这一危机，挽救地球，挽救人类。

　　中国大规模地接触外部世界，先后有过两次。一次是从古印度迎来原始佛教，在经过几百年的磨合之后，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中国文化因此而丰富、提 高、发达，国力迅速增强。一次是一个多世纪之前与欧洲的全面接触，随后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至今这一过程并没有结束，只是有了新的内涵。在我看来， 这个新的内涵应该是在后现代思潮之后，接续上个世纪80年代欧洲学者提出的探索人类共同伦理的议题。

　　人类共同伦理是当今世界人心之所急需，而人心是一切危机的主要根源。探讨这一课题，必然要不同的宗教和信仰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对 话，要一起深入到各自的和对方的元典以及初始教义中，我们将在那里找到并重温先圣先哲的教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彼此尊重，认真地而不是轻率地学习对方， 期望对方的信仰同样得到提升。在这基础上大家一起寻找彼此的共同的伦理追求。这样，一定会对仍在膨胀的对利润、地位和过分舒适的生活的贪欲有所制约。我认 为，无论是一神信仰、多神信仰，还是巫觋信仰，也无论是启示性宗教、神秘性宗教还是哲人宗教，都可以为人类共同伦理贡献自己的智慧。

　　20年前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发表了《世界伦理宣言》，后来联合国发布了《通向未来之路》的号召，因此我们不是从零开始。我相信，如 果在中-欧学者中再次出现为构建人类共同伦理呐喊呼吁的热潮，一定会引起社会更多人的注意。那么，我就期望，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仅限于学理研究， 也应该“超越对话”，有所行动。一种理论，只有当它成为广大民众共同的心声时，才是有力的。

　　让我们共同努力！

　　(此文系作者在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稿)